■许 颜
编辑人语
1998年，《嘉兴风情民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的两位主编为王福基和袁克露。
这本20多年前出版的书，通过风景、风情、风物、风华等篇章，对嘉兴主要的名胜、民情、习俗、精英、物产作一个文化视角上的综览，今天读来，也颇有收获。
在历史上，嘉兴这一地名有过多次变更：长水、由拳、禾兴、嘉禾、嘉兴、秀州等；建制曾称过郡、城、府、路、县、专署、市等；与周边所辖的海宁、桐乡、平湖、嘉善、海盐等的区划也多有变动。在书的后记，书的主编王福基这样谈及这种变化，“虽历经数千年，但基本上是在以始建于三国吴黄龙三年的嘉兴子城为核心的辐射圈内。”正因为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是稳定的，使文化有了深厚的积淀。
王福基曾任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及市作协主席。在他看来，嘉兴的文化是“以马家浜文化为源头，以吴越文化为主要特征，同时吸纳历史变迁带来的异地人文风情（如北宋南迁）的江南水乡文化”。
这一地文化影响和滋养着这方水土的人。翻看这本书，也能看到这本书在取材与写法上很是注重民间色彩。风景篇从南湖写到汾湖，风俗篇更是写到很多和养蚕有关的习俗，像是“蚕花习俗”“望蚕讯”“看花蚕”等；风情篇聚焦嘉禾一地的非遗和民俗，比方“踏白船”“嘉兴网船会”“南湖船歌”等，夏天的习俗则写到“端午吃煨蛋”“立夏见三鲜”“端午的‘三草五黄’”；风物篇则主要围绕嘉禾一带的美食，这一篇章以南湖菱开头，文章的作者是袁克露，作者这样写南湖菱在嘉兴生活中的位置：“嘉兴城里人和长期客居嘉兴的外地人，除了襁褓中的孩子，没有吃过南湖菱的，万里挑一也怕极困难，嘉兴人吃菱，名堂可多了。”
袁克露是报人，担任过嘉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这本书的开篇《南湖》也由他撰写。
风华篇则聚焦嘉兴名人精英。“他们都是可以单独立传的人杰，在这里只能取其二三轶事（并尽可能与家乡有关）而述之。”
《嘉兴风情民俗》中的作者们多是嘉兴各地民间文艺研究者，有一些作者已不在人世。
本期“嘉有好书”，我们刊登书中序言，序言作者是海盐人、翻译家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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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风俗民情》
主编 王福基 袁克露
浙江人民出版社
里面写到的风情民俗，又一次激起了我的思乡之情
《嘉兴风情民俗》序
■黄 源
地域文化是聚居在一个相对稳定区域里的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常常是这个区域里人们生产、生活，乃至思维形态、行为规范的一种约定俗成，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它在形态上带着浓厚的仪式化和程式化的特征。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生动的组成部分，既具有这个民族的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这种文化有极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在一方水土上形成的风情习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演化，并酿造出越来越醇厚的乳汁，使这一方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哺育出一批又一批这种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带着他们富有独特个性的贡献汇入民族精英的行列。
嘉兴地处长江下游的东海之滨、太湖之畔，从已经发现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在这里一脉传承的辉煌来看，可以毫无愧色地与中原文明同处华夏文明曙光的地位。这既是中华文明源头广博的骄傲，也是我们这一地域文化的骄傲。
进入历史社会之后，这种文化更加受到了其子孙们的倾慕。吴越在此争雄，尔后又归属于楚。从秦始皇到隋炀帝到乾隆，直至孙中山、毛泽东都曾对之投情赞叹，留下了种种佳话。被这方水土养育的人杰，群芳灿烂，彪炳史册。他们当中有敢叫皇上罪己的唐代名相陆贽，有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梅花道人吴镇，有浙西词派首领朱彝尊，有显赫而又迷离的陈元龙世家，有博大精深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和他的先生沈曾植，有植根乌镇的现代文豪茅盾，有隐居在吴越古国界上的艺术家丰子恺，有“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有现代奇才李叔同，有文学巨匠巴金，有武侠小说大家金庸……
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之后，到今天，这种文化集中凝聚在以南湖文化、海宁潮文化、名人文化以及水乡民俗文化为主要标志的嘉兴文化之中。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从比较原生的形态上来追述这种文化，提供了一份比较丰富的考察实录。其中写到的有些风景虽已湮没，有些习俗虽已不存，但作为一种积淀，在加厚地方文化底蕴上依旧起着长久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生产和生活，因而余韵缭绕，令人想起它们就油然而生亲切和温情。
我的故乡在嘉兴市海盐县，青年时代曾在嘉兴秀州中学求学。早年我的译著——德国格莱塞的长篇名著《1902年级》及美国哈利逊的反战小说《将军死在床上》就是在故乡完成的。近年来虽因年事已高而很少回故乡，但是对故乡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我觉得编写这本书很有意义，里面写到的风情民俗，又一次激起了我的思乡之情。祝愿我的家乡经济、文化更加繁荣昌盛。
（本文写于1997年，大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