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平
我第一次给《嘉兴日报》副刊投稿是在2019年12月，文章题目是《洗澡》，写的是我小时候的记忆。50年前，洗澡是一件大事，很不容易，我围绕洗澡写下了故事，没想到让我投中了，记得编辑是刘老师。能够一发命中，自然是开心，甚至有点小激动。从此我断断续续地投稿，到现在发表了三四十篇，既丰富了退休生活，也尝到了写作的甜头，当然稿费是次要的。2020年，我参加《嘉兴日报》的一次征文，所写《温柔的家乡老酒》一文还得了个二等奖，后来还被评为《嘉兴日报》年度优秀通迅员。
说起来，我与媒体是有缘分的。18岁那年，我在农村插队落户，我们大队是学大寨先进单位，作为大队报道员，我给公社广播站投稿，也给县广播站投稿，豆腐干的文章也写了一些。那时候地区只有一份“浙北报”，县里的新闻媒体是广播站。稿件寄出后，我每天竖起耳朵听新闻，听到自己写的稿件在播出，内心好有成就感。广播站会有采用通知书寄来，还有3元钱的稿费，通过邮电局汇款。改革开放以后，嘉兴有了报纸和电视，招兵买马的时候，我也去报考过，最终名落孙山，无缘入职新闻媒体单位。不过也正是有了报道员那段经历，我对新闻媒体是很亲切的，职业换了几个，写作成了业余爱好，投稿的习惯始终没有变，偶尔也为所在单位写新闻报道。
自从有了报纸副刊这个平台，我心之所到，都愿意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人生中那些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记忆，说不定也正是别人的记忆，不能就这样消失了，与其让它烂在我一个人的肚子里，还不如写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甚至让以后的人们看到。过往的那些市井场景，或许就是这样被记住的吧。而报纸副刊，它就能做到。
我写过曾经共事的工友、小区的花木工、医院的护工，也写了家门口开小吃店的老板娘，还写过公路、铁路和嘉兴的老街。有些文章是含泪写的，我对母亲、外婆的怀念，也变成了文字，留下了永恒，真的很欣慰。
我的那些千把个字的小文章，凝聚着编辑老师的心血，他们充满热情，与我共鸣，甚至是同喜同悲。读了我的《外婆》一文，编辑周老师微信里说他也泪目。在这些年里，我认识了副刊的许老师、戴老师、哈苏老师和周老师等编辑老师，他们不断启发我、鼓励我用文学的笔触写作，他们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算是六十岁学吹打，从头开始。
从前我写文章是率性而为，在副刊的熏陶下，我像文艺小青年那样，小心翼翼走进文字的殿堂，也开始注重文字的“仪容仪表”了，慢慢地我改变了写作坏习惯，也讲究起遣词用句。编辑许老师，在我印象中是最严谨的，她总是那样较真，为一个细节、为一句话反复推敲。她不止一次叮嘱我：给副刊的稿件，既要记录过往，也要突出当下，要与时代的脉搏相结合。开始我还不服气，不理解，后来我才明白，副刊体现着一个城市的阅读欣赏水平，需要雅俗共赏，雅要有趣，俗要有品。副刊这个园地，可不是讲“大头天话”的地方。回头我再看看自己在微信上写过的文章，曾经洋洋得意，如今觉得拿不出手了，不修改就不敢见人。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嘉兴人，能够用自己的笔触去记录下我记忆里的嘉兴，让世人了解嘉兴、关注嘉兴，真是一件有意义有乐趣的事，有时侯我甚至觉得，为副刊投稿，也是我的责任。
在我的心目中，副刊的人都是感性的、有文艺范和情怀的人，他们默默地为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作嫁衣，培养了一支热爱写作的队伍，有长者，有学生。他们让我们的日报更有亮点、更有看头。
我提到了那么多的编辑老师，似乎都是熟人了，其实很遗憾，至今我连一位老师都不曾见识过，只是在微信里聊，或在群里看别人聊，不过我会记住老师的好，记住老师对我的鼓励。那天周老师私聊说：“再坚持几年，你可以出书。”
人生旅程中，总有一些值得记住的人和事。有些事，曾经认为最重要的，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退休后的我，给副刊投稿，我是认真的。第一次给副刊投稿，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作者系机关退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