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梧
父亲已走七年，我这个所谓的作家，却始终未能为他写下只言片语。或许是觉得没有笔力去讲述他的沧桑，或许是不想陷入那些心酸的回忆。
他生前对我讲过，有一次走乡间夜路，前面白花花一片，误以为是刚浇筑好的水泥晒场，大踏步走过去，结果整个人陷进了石灰窖。我当时就想，唉，他人生的隐喻大抵如此。
父亲兄弟姊妹五个，他排行老三，上面一姊一兄，下面一妹一弟，爷爷一直在上海工作，奶奶留守老家带孩子，没有收入。父亲初中毕业，成绩优秀的他面临升学和参军两种选择，这一年，征兵体检与中考时间重叠在一起，父亲便放弃了考试，因伯父在1960年已考取了北京大学，家庭其实也无力再培养其他的孩子。他连续两年应征，两次都穿上了没有领章的新军服、戴上了大红花，却在最后关头被刷掉。无限接近部队的那一次，已和其他新兵集体睡在山上的大庙里等待天明后奔赴部队，次日醒来，却让他出列，原因是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有一个舅舅成分不太好。
人生的曙光刚露出地平线又缩了回去，唯有投奔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了。父亲1964年下乡，1979年回城，足足待了15年。耕过田、犁过地，做过火车站装卸工、砖瓦厂会计、乡村学校教师……因工作出色，知青大批回城时，大队书记还不肯放人，后来考虑到父亲的前途才忍痛割爱，即便如此，书记后来经常到小城里我们的蜗居坐一会儿，带点土产来，直至生病不能走动。
父亲是他五位兄妹中走得最早的人，三年肺癌受尽了折磨。父亲说，自己并没有肺癌家族史呀，一定是做装卸工时落下的病根。当年去火车站做装卸工，是生产队的集体劳务，收入大头归集体，小头归个人。尽管很苦很危险，大家还是争抢着要去，因为赚的钱比在田里挣工分不知高了多少倍。
受制于调运计划和扳道时刻表，铁路装卸都是急行军模式，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货装上或卸完。那个时候没有叉车和移动式起重设备，最危险的活是卸木材，拆下一面车厢板后，稍一不慎，整车皮的原木会一股脑儿滚下来，一位社员就被滚下的木头压死了。最苦的差事是卸石灰石，连口罩都没有一只，卸完几车皮石灰石，整个人里里外外都白了，不要说头发、眉毛，连舌头都是白的。那时他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吧，凭的就是一股青春的蛮力。父亲后来腰椎一直不好，年届四十第一次做肺部检查，发现上面有个结节，他没在意。
从装卸队回来后，父亲先后做过砖瓦厂会计和乡村教师，从未接触过财务和教学的他自学成才，很快独当一面，学校里带了好几个复式班，而且兼着多学科老师。
1979年知青回城，找个饭碗不容易，父亲一度还报了环卫站的名，准备去倒马桶推粪车，最后被分配进一家集体企业。在那个充满理想的时代，他自学外语和管理知识，辗转多个岗位后，成了某县一名局级机关坐办公室的人，工作兢兢业业，能力出众，很快被提拔为企管科长。但在这个科长的岗位上，他足足待了几十年，他的下属一个个走上领导岗位，而他始终原地踏步，直至退休。工作业绩没人能够否定，群众测评次次优秀，年年纳入组织推荐，屡次将提拔为副局长，甚至组织部都和局长谈了，最终却都没了声息，原因不明。后来得到的小道消息是有位领导不同意，父亲曾在工作中与他产生矛盾，由此可见父亲情商不高。再后来，这位领导与父亲一前一后患上了肺癌，且都是小细胞肺癌，他先走后，未及吃完的靶向药，其女儿给了我父亲，也是另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父亲说，他的人生从退兵那一刻起其实就已被锚定，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而经历了那样毁灭性的打击，后面的一系列挫折，真是算不得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反复研读洪丕谟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算命术》，被父亲看到了，他随手翻了翻，这一翻，却让他目瞪口呆。这本学术性著作后面附了一篇托名袁天罡所著的《称骨算命法》。父亲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分量一加，是三两九钱，称骨歌云：“此命终身运不通，劳劳作事尽皆空；苦心竭力成家计，到得那时在梦中。”
父亲合上书长叹一声，此时他已退休，一生行将走完，四句谶语又何尝不是盖棺定论？
父亲逝去的那天是27号，周五。母亲说，他是自己掐好了日子走的，不拖到1号多拿一个月退休工资，选在周末，亲朋好友周六周日来送别就不用请假。他呀，就是这样一辈子不占公家便宜，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人。这是母亲对他一生的评价。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