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苏 摄影 盛建生 部分图片由各藏馆提供
葫芦形带孔流人首陶瓶
玉背象牙梳
南宋“宝祐万年”银质宫钱
宋代九方铜军印
良渚文化带木质犁底组合式石犁
明宣德七年郑和舍圆瀞金笔楷书《妙法莲华经》卷
人们总说，到达一座城市，先要去博物馆看看。
走进博物馆，你就走进了一座城市的记忆，可以说，每一件文物，就是城市的岁月之痕。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博物馆学会面向全省的文博系统开展了首届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评选活动，嘉兴9件镇馆之宝从70家博物馆藏的272件/套文物中脱颖而出，入选“百大”。
近日，镇馆之宝们频频刷屏，让我们走进博物馆，看看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1920年陈望道所译
《共产党宣言》
徐肖冰拍摄开国大典使用的摄影机及胶片盒
红色文物见证革命历史
南湖红船
在这次入选“百大”的嘉兴镇馆之宝中，有3件红色文物，见证着这座城市红色文化的历史厚度。
南湖红船
在南湖中央小岛边，烟雨楼前的水面上，停着一座画舫。这是典型的南湖游船，属于中型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在船沿和柱上刻有精美花纹，中舱放置八仙桌，周围摆有十余把木椅，舱中悬挂一盏煤油灯，舱顶有小气窗。后舱有橱灶等物，船尾系有拖梢船，是进城购物、接送人的小船。
这条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视为党的“母亲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一个大党诞生在一条小船上。这艘船有了独一无二的名字——南湖红船。
1959年，在中央和浙江省委指示下，仿制当年开会的游船作为中共一大纪念船，接受人们的瞻仰。
1920年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 现藏南湖革命纪念馆
1920年2月，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浙江义乌家中。他在潜心翻译时，把妈妈送过来的粽子蘸着墨汁吃掉而浑然不觉，妈妈问他时，他还说，甜极了。于是，就有了非常经典的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同年4月下旬，陈望道完成译稿，8月正式出版，这就是第一版，也被称为“红本”，虽有排版错误，依然销售一空。9月修订再版，红底改为蓝底，也被称为“蓝本”。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藏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是第二版蓝本。全书56页，纵18.2cm，横12.9cm，印有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上方横题书名《共产党宣言》，用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36年在延安，毛泽东曾告诉美国记者斯诺，“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2015年从广东退休老师张先生手中征集而来。
上世纪50年代，还是高中生的张老师在地摊上买下了这本书，珍之爱之，收藏了一个甲子。200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兴建新馆进行文物征集时，从新闻获知消息，辗转通过张老师的朋友联系上他。史料展陈部副主任王小峥记得他们去了好几次，张老师一直不舍得，直到2015年，他们的诚心打动了他。张老师也觉得这件文物被南湖革命纪念馆收藏更能发挥其作用，也能更好保存。2016年，张老师又专门到嘉兴来，他说，就像女儿出嫁一样，要亲眼看看。
目前，这件镇馆之宝被放置在展厅一角，设置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场景，供观众参观感悟。
徐肖冰拍摄开国大典使用的摄影机及胶片盒 现藏徐肖冰侯波纪念馆
“开国大典那天我和侯波都在城楼上，她还是唯一的女摄影师。我在城楼上主要是拍下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活动的镜头……我带着我的摄影机在城楼上拍，可以将镜头推到所有领导人的近景、中景，连特写也拍得到，同时还可以俯拍城楼下群众的欢庆场面。当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沸腾了。我握摄影机的手都有点哆嗦，但拍摄效果还是很好的。当时我很自豪，因为我能有幸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莫大荣幸。”
徐肖冰清晰地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他就是用这台摄影机拍下一幅幅精彩画面，留下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全方位、多视角记录了开国大典的整个过程，用胶片铭刻了中华民族开辟历史新纪元的光辉时刻。
这台型号KC505，编号N2529的摄影机，长29厘米、宽20厘米、高32.5厘米，重达5公斤。
开国大典前夕，徐肖冰和侯波夫妇接到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通知，徐肖冰负责电影拍摄，侯波负责照片拍摄，徐肖冰是拍摄队长，他们为此多次去天安门踩点找拍摄角度，作了充分准备。
10月1日当天，徐肖冰左手扒着城楼上的护栏，右手拿着机器，专心拍摄的样子被妻子侯波定格。
1993年11月，徐肖冰将这台见证历史的摄影机捐赠给家乡。
史前文物凸显江南文化之源
嘉兴拥有七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史，是江南文化之源，作为马家浜文化的命名地，完整体现了环太湖流域史前文明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传承脉络。
葫芦形带孔流人首陶瓶
现藏嘉兴博物馆
这件有点萌的人首陶瓶，让人观之难忘。
这是一位充满原始母性的“女神”，她有着独特的曲线，为三节葫芦形，胸前开一椭圆形大口，口内中空，与瓶体贯通。她有着生动的颜值，小头呆萌，两眼浑圆，双耳耸立，张口若语，她的鼻梁高高隆起，却只有一个鼻孔，脑后有上翘的发髻，带着勃勃生气。她的脑后、发髻顶端、双耳以及颈下都有小孔，在考古报告中，考古专家猜测，这些小孔可能是为了佩戴各种首饰。看来，这是一个爱美的“女神”。
这位女神并不高大，高21厘米，腹围28厘米，底径7厘米。1989年嘉兴大坟遗址出土。
大坟遗址位于大桥南子村，是一个河道环绕的三角地带，有一高墩，俗称大坟。这处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文物调查时被发现，当时全省包括嘉兴在内，对全境范围的地下文物调查，发现了一大批古文化遗址。
1989年9月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了大量陶片，当地村民向有关部门反映，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件人首陶瓶为国家一级文物，属于崧泽文化，泥质灰陶，有意思的是瓶底小圆足上有8个十字形缺口，略向外撇，就像“鱼尾裙”，这正是崧泽文化陶器的特有装饰。
这件造型奇特、生动古朴的陶瓶，专家认为可能是象征母性的陶俑，也可能与当时祭丰收、求甘雨、降生灵等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在国内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属首见。
玉背象牙梳 现藏海盐博物馆
关注良渚文化的人常可在良渚文物中发现“冠状饰”或“冠状器”，发现时多在头部，只知道可能为头部器物，但具体是什么用途，猜测众多。
直到1999年，周家浜遗址出土了这件玉背象牙梳，才让人们一窥其全貌，知道这种“冠状饰”其实是梳子的背部，只因象牙等有机物容易腐烂，所以之前发现的都是玉背部分。
1999年7月初在进行土地平整时，一批良渚文化墓葬暴露出来，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就是周家浜遗址，位于海盐百步镇桃北村，周围有大量良渚文化遗址如龙潭港、钱家浜、老坟头、窑墩、仙坛庙等。
玉背象牙梳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这类器物中唯一一件完整体。整体呈倒梯形，高10.5厘米，顶宽6.4厘米，象牙梳上宽4.7厘米，厚0.6厘米，由玉和象牙两种不同材质镶嵌而成。
它不仅解决了良渚玉器作为组装镶嵌件的玉“冠状饰”的用途和命名问题，也为探讨良渚文化的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提供重要的实物证据。
良渚文化带木质犁底组合式石犁
现藏平湖博物馆
你知道良渚文化的先民们用多大的犁，犁多大的田？你知道他们用不用牛拉犁？
乍浦港以北5公里的平湖林埭镇群丰村，有个庄桥坟遗址，2003年经过长达15个月的考古发掘，在当时，是发现良渚文化遗址后发现的最大的良渚文化墓地。
2004年3月，良渚文化带木质犁底组合式石犁在此出土。
石犁分犁身和木质犁底两部分，犁身由三角形犁尖和梯形两翼组成，均为单面平刃，器身存绑缚用的琢打圆孔。
这是国内已发现的唯一良渚文化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石犁。考古专家观察发现，石犁头部有使用的痕迹，他们推测这件1米多长的大石犁只有用牛等大型牲畜才能牵引，后面有掌辕人。让人惊讶的是这件石犁使用时占用的前后间距有三四米，研究者因此可以推断出当时水田的大致面积，否则，这么大型的犁还有什么用武之地?
此前，石犁头也曾单独被发现，被称为梯形石刀，可以说，这件带木质犁底组合式石犁的出土，改变学术界对石犁组成构件用途的认识，它也是出土年代最早的木、石组件的大型农业生产工具，可以充分证明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已较为发达，为良渚文化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繁荣复杂的文明奠定了基础，更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实物。
历史文物实证文化源远流长
宋代九方铜军印
现藏海盐博物馆
1978年冬，嘉兴地区30万民工开挖长山河，平湖民工在澉浦挖掘到九方铜质官印，经过识别，均为宋代军印。
“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印”“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一将印”“金山防海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澉铺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一枚军印代表一支军队，印面显示不同将官官阶及驻军区域、番号。
这是迄今我国出土宋代军印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3件，三级文物1件。九方铜军印形式相近，印面近正方形，阳刻九叠篆文，印背上都有楷书凿款，表明铸印年代和铸印单位。除一方铸于北宋晚期，其余全都铸于南宋，相差185年，跨越北宋末至南宋末，可以说，它们见证了两宋军史和战争史，为进一步研究南宋的海防体系、军队编制及澉浦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为什么这些铸于不同时期，代表着澉浦水军、金山水军、许浦水军、定海水军等不同地区驻军的军印会同时埋在一起？地方文化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在元军气势如虹，宋军节节败退之时，为了避免这批军队印信被元军截获，当作征服宋人的战利品，而不得不选择集中埋藏，可以说是宋军“最后的倔强”了。
南宋“宝祐万年”银质宫钱
现藏桐乡市钟旭洲钱币艺术博物馆
1253年，在位40年的宋理宗赵昀改年号宝祐，铸“宝祐万年”银质宫钱，这是当时朝廷纪念、赏赐用的，从名字上便可以看出理宗的心思。
然而此时，元世祖忽必烈正远征西南，宝祐二年灭大理，完成对南宋的全面包围。
宋理宗在宝祐年间（1253—1258）未铸年号钱，只有小平、折二钱光背和背元——六纪年钱，更何况南宋时，金银钱铸造极少，多为宫中庆典所铸，分为三等，头等为天子铸，次等为后宫铸，三等为节庆及洗儿撒帐所铸。“宝祐万年”楷书直读文字，劲秀清丽，制作精美绝伦，是南宋银钱中的佼佼者，弥足珍贵，为南宋珍钱中大名誉品。
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亚洲钱币学会会员钟旭洲捐赠。这位“不务正业”的图案设计师，放弃国画梦，钻研古钱币。2009年，他将所藏部分钱币精品移交捐赠给桐乡，桐乡因此建造钟旭洲钱币艺术博物馆。他陆续将所藏古币、青铜器和名人书画等6000余件文物捐赠给家乡。
明宣德七年郑和舍圆瀞金笔楷书《妙法莲华经》卷 现藏平湖博物馆
郑和第七次出海前，发起募捐刻经，出资刊印《妙法莲华经》五千四十八部，散施十方，铸造镀金舍利宝塔，圆瀞和尚为表彰其善举，用赤金为他抄录了这部经卷。
这些都记录在经书跋文上，特别是经书卷末莲花牌记中有“大明国奉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的字样。
经卷用磁青纸，这是明清两代抄经的特种纸，由41条长约100厘米不等的磁青纸粘接而成，金粉楷书《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共七万余字。
金书色泽光亮，书写工整，古朴秀丽，精致而不失随和，既有唐楷的严谨，又有敦煌写经的神采。
如此长的经卷，保存相对完整，在国内亦属罕见，这也是郑和信佛除文献记载外，迄今发现的唯一物证，为近百年来研究郑和信仰史提供极高的史料价值。
那么这件经卷为何又辗转到了平湖？
据平湖博物馆刘艳霞介绍，经卷成书于明宣德七年（1432），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始于1430年，1433年病逝于航海途中，这部经卷最终并未交到郑和手中。
2002年，平湖修缮报本塔，对腐蚀的铁质塔刹进行拆卸更换时，发现四件（套）文物，这件明宣德七年郑和舍圆瀞金粉楷书《妙法莲华经》卷就在其中，装在黄花梨木质带盖圆罐内。
罐底有阴刻篆书“陆光祖印”“陆基恕印”“陆钦禧印”三枚收藏印。可见，经卷曾辗转藏于平湖陆氏。
巧合的是，报本塔也与陆氏关系匪浅，始建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主修人之一是陆光祖之父，担任刑部主事的陆杲，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建，主修人陆葇是平湖陆氏宗族，完工之际，很可能将初建此塔者陆杲的家传之宝《妙法莲华经》卷连同自己恭撰的一卷儒家经典作为镇塔之宝，藏于塔刹之中，直到2002年维修塔刹才重见天日。
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曾先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平湖市博物馆等展出，经卷自南京到平湖的流传经历以及作为镇塔之宝出现在报本塔，对研究报本塔历史演变和平湖陆氏也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