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明
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母亲做的香椿芽炒鸡蛋。在那穷得叮当响的年代，封闭的山村仿佛与世隔绝，穿的是补丁加补丁，吃的是煮汤熬水。年年过着青黄不接的日子，一月半载不见油腥是经常的事情。在春夏季节，吃上香喷喷的香椿芽炒鸡蛋，那就是母亲犒赏我们一家子的最好牙祭了。
那时候，一日三餐的“跳水红苕”和不粘碗的苞谷粥，是我们全家度日的主粮。记得一天吃中午饭，母亲刚刚把香椿芽炒胡豆端上桌，也许是香椿芽那扑鼻的香味，飘散到了左邻右舍，惹来了大妈、大婶、小姑、小姨，还有与我年龄相当、臭味相投的一帮“调皮蛋”，很快如小鸡啄食似的把一大碟香椿芽炒胡豆一扫而光。母亲只好喝着一碗稀可映面的苞谷粥，没有一句埋怨的话，脸上的笑像花儿一样绽放。一屋子开心的笑，像迸溅的朵朵浪花此起彼伏，如森林里的百鸟齐鸣。
那时，我们家在村里算得上最穷的。父亲早些时候在社办煤窑上挖煤，几年下来，不知不觉就患上了矽肺。有人挖苦父亲，说他撒的尿是黑的，呼出的气也是黑的。后来父亲咳喘得愈来愈厉害，再也不能上矿挖煤了。真的是老话说的那样：“咳嗽、咳嗽，越咳越瘦。”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父亲，只好在家里养病。这无疑是给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雪上加霜。是的，父亲的肺里仿佛是一座堆满煤灰的灰山。通过肺的吸收处理，处理不完的煤灰就这样变成了父亲一口口咳吐不完的黑痰。
从此家中里里外外的大小事，全靠瘦弱的母亲一个人打点。尤其是我和姐姐的学费，更是成为了母亲肩挑背扛以外的重负。母亲除了种地，还得要养鸡、喂猪、饲养牛羊兔等，繁琐杂活一把抓。
一家的零花钱和种地的必要开销，除了靠那些象征性的牲畜外，再就是要靠屋旁那几棵香椿树了。虽然换不了几个钱，但多多少少也是一种额外的帮衬。贫穷家境的无奈，母亲不得不把一毛钱掰开来花。
母亲经常起早摸黑地背着竹背篓，提起竹篮去十几里远的镇上卖香椿芽。在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那天是星期天，母亲将采好的香椿芽一把一把地捆好，叫我跟她一起起个早去镇上卖香椿芽。那时，我们村还没有修公路。母亲说，回来时就顺便把化肥背回来。那时的我，真的不懂事，为了多睡一会儿懒觉，竟然骗母亲说我头疼。母亲将被子给我盖好，一个人背着竹背篓摸黑出了家门。
迷糊中，我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极不情愿地起床开了门。隔壁黄大叔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你妈在老鹰岩那陡坡上摔滚了，从坡上一直滚到了坡下，可能摔坏了腿和腰。”没等黄大叔说完，我就拼命地朝母亲出事的老鹰岩跑去……
从此，母亲的腿就成了残疾，我也为此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为了承担起家的责任，只好辍学回家务农，当起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庄稼汉。真是应了一句俗话，“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母亲摔坏腿的下半年，父亲因矽肺晚期也撒手离我们而去。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母亲就与我们别离了三十年。老屋移了新地，换了新装。只是那几棵香椿树，随着乡镇工业园区的投产，早已不见踪影。只是香椿树和母亲一样，永远成为我心中的念想，伴随我的余生。
不管我走到哪儿，在春夏之季，我都喜欢买香椿芽。那味道不仅仅是香椿芽本身的味道，它有着乡情的味道、亲情的味道、岁月的味道。只要看到了香椿树，我都要停下脚步，久久地注视一会儿，犹如注视着母亲的身影，或拿出手机拍个照，拍下那多彩的姿势，仿佛就是在给母亲正面、侧面多角度拍照，这让我多了一些安慰。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