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潘 城
认知不但决定收藏，还可能影响人缘。我在东京有乐町的一家德国餐厅喝啤酒，与邻桌一位大叔田村聊了起来，他是从京都赶过来探望弟弟的，问我来自哪里。我说，浙江，老家嘉兴。他竟然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了一句地道的平湖方言：“阿奴是平湖人！”原来田村是工程师，十多年前在平湖的日资企业工作过多年，对那里满怀深情，至今还能说出不少吴语。我告诉他，就在前一天，我终于买到了道光版《乍浦九山补志》。
《九山补志》与“介节先生”
1929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报第三、四卷关于地方志的存目中记载了两种志书，一种是《西湖新志》，另一种就是《九山补志》。然而浙江图书馆与嘉兴市图书馆所藏的《九山补志》都是1918年的铅印本，我手上这部一函二册十二卷的则是道光十一年（1831）跋的凝厚堂刻本。
其实发现这部善本并不算太难，因为索价很高，日本的书商一般不会坐地起价，便宜的书不一定不好，但是贵的书一般都有贵的道理。我淘书时自然对家乡的内容格外关注，看到《九山补志》时感到熟悉，想起老家的书架上似乎是有一本平湖市图书馆近些年出版的《平湖旧志三种》，或许是嘉兴市文联的朋友所赠，其中第一部就收录了李天植的《乍浦九山补志》。
手中古籍的扉页以及下卷的首页有些残损，但很早就经过了精心的修补，每一页的左下角修补时都特别增加了厚度，以免长期翻阅损伤纸页，足见修书者的匠心与藏书者的宝爱，但修补之后的岁月中还是遭蠹鱼啃食，前面数页犹如美人脸上描画的蛾眉。第一页是铜板印出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每个字都如钢印压出，凹凸立体，令读书人肃然起敬。
作者李天植（1591-1672）是明末清初乍浦的学者，被谥为“介节先生”。祖上世袭军户，明正统八年（1443）调乍浦，为海宁卫后所千户，以武功起家，但李天植好文，筑室“蜃园”，多植竹木，与海内名流啸咏其间。崇祯六年（1633）中举，次年进京会试，到镇江登金、焦、北固诸山时恍然有悟，遂绝意仕途，返回家中改名确，字潜夫。明亡后将四十亩田地与住房分与子女，剃发改穿僧服，与妻隐居陈山（又称龙湫山），因而《九山补志》中他自号“龙湫山人”。
李天植借佛堂辟学塾，靠教书、卖文勉强生活，其妻则编织竹器售于市，当地官吏慕其高义前来拜访，他则越墙而避。后来穷得没办法，只好卖掉蜃园，将妻托于女儿家，自己又去住寺庙，后得亲友之助赎回房子，与妻重聚时已经七十岁了，贫病交迫。这部细数家乡山水的《九山补志》就是在这样一种人生境遇下写成的。他的自序完成于康熙四年（1665），六年之后当著名遗老魏禧从江西来乍浦拜访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时，他已在乍浦城内西南角一处破房中，两耳失聪，又患疝气，终日卧床，多日断炊，无以待客，只能上一杯茶，通过在板上写字交流。魏叔子走后写信叮嘱嘉兴的朋友资助李天植并为其料理后事，然而朋友们的好意还是遭到李天植的断然拒绝。
一年后，李天植饿死家中，友人将他葬于牛桥，墓志铭：“甲申之后，高隐山中；杜门吟啸，以挽颓风；八十二年，不屑不洁；安饱无求，谥曰介节。”李介节死后一百三十年，嘉庆七年（1802），老家的两位官员捐出俸禄要为他建祠，浙江巡抚阮元题字“龙湫高隐”。
我不由得想李天植这样一位劲节高风的明朝遗老，他的《九山补志》还是被狠狠盖上了乾隆皇帝的“四库”钢印。这个“提要”倒是写得言简意赅：
乍浦九山补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李确撰。乍浦在嘉兴府东南，属平湖县境。九山者，雅山、苦竹山、汤山、观山、龙湫山、晕顶山、高公山、盖山、独山也。平湖旧有九峰之名，而不得其地。确始考而定之，因著是编。凡分十二门，曰图谱、山水、古迹、寺观、邱墓、土产、碑碣、烽寨、石塘、变怪、人物、题咏。
初刻本的真容
李天植自然是先写了《九山志》然后写《乍浦九山补志》，他的这两部著作也是有关乍浦最早的地方志书。可惜《九山志》已佚，《九山补志》的文史价值就显得尤为珍贵。
我见到这部道光刻本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问一问嘉兴市图书馆老馆长崔泉森先生。嘉兴市图书馆素以收藏地方志著称，当年馆舍还在少年路上时，那两间低矮小房子中就藏着不少方志善本。崔馆长对地方志的熟稔也一直令我钦佩，一整部许府嘉兴志几乎都在他脑中，可以随时摘引条目。他看了我发去的照片后回复：“《九山补志》很好，存世不多！”果然朋友通过图书馆系统的网络检索，浙图与嘉图所藏的都是民国版本，此书是一善本当可无疑。当我看到全书最后的一通跋时更是欣喜，此书的刊刻者落款“道光十一年孟秋之月同里后学丁茞生春白甫跋”，跋文中明确写道“二百年来尚无刻本行世，即抄本流传亦鲜有存者”。
的确，康熙初年，贫病交加的李天植写成此书后已无余力加以付梓，只能是靠着乡党手抄流传，《九山志》或许就是在这种艰难的传播中遗失了，又或许这位偏执遗老书中所录不太利于大清统治，而在修四库时亡佚，也可能是一种必然。直到道光年间，终于有这位“同里后学”出来为此书刻板，可见这个就是《九山补志》的初刻本。
我虽然一直也没有去过嘉兴人趋之若鹜的九龙山旅游区，但是对乍浦并不陌生，小学的乡土教材中就写过孙中山考察乍浦，设计复兴乍浦为“东方大港”，后来我还专程考察过天妃宫炮台。浏览此书时我在物产的条目中眼睛一亮，竟然看到有“茶”，因为整个嘉兴地区几乎是个非茶产区，如海盐南北湖、塘汇的章氏古茶园我都格外关注，原来乍浦九山居然也出产过茶叶。条目记载：“产于汤山，仅数株耳，苏友赵完叔以松萝制法授慈音上人，烹点颇佳，若广树之，亦山居清资也，惜限于地。”
书中记载人物与事件往往注重隐逸与节烈，可见作者之志。第十卷记载的“怪异”令我很感兴趣，“山异”记载汤山、陈山曾在隆庆时代发出过五年的红光；“龙异”记载许多当地人看到龙的情况；“虎异”记载山中曾有过老虎盘踞；“鱼异”记载胡宗宪抗倭时，乍浦海域出现巨鱼如墙，阻挡倭船；“鸟异”记载万历时期飞来一只巨鸟，有不祥之兆，果然当年发生海啸；“龟异”记载捕获大海龟放回之事。凡此种种，似乎也反映出作者在明亡之后偏执怪异的某种性情。
文化交流的门户
然而这本古籍的出现，促使我思考的已不再囿于乡土的认知，而是去发现乍浦作为良港在中日交流史上的价值。这部书的首页上钤有“大石藏书”印一枚，这位日本藏书者大石是何许人暂未查考。
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侵犯的问题上，作者对倭患深恶痛绝，所记忠烈之士多数是抗倭牺牲者。其中记载了一件事，三个倭寇进了一个姓王的人家里，拿刀架在他脖子上，这时王家的狗冲上来咬倭寇的脚，最终狗被杀，而姓王的人得以脱身逃到山里。作者“龙湫山人”接着评论说这个姓王的人不与倭寇拼命是“舍义偷生”，连狗都不如，其抗倭之心的强烈可见一斑。
我的学弟刘帅博士所作博论题目是关于妈祖信仰在日本的传播，自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闽台地区与横滨中华街上的天妃宫。而我翻阅《九山补志》时忽然想到乍浦的天妃信仰通过海路对日本的传播或许也大可关注，索性把书中散见各处关于天妃的内容翻出，不但图录中描绘了天妃宫与圣妃宫的所在，寺观条目中天妃宫在当地的地位也十分显赫，另外在人物当中记录了天妃宫住持的情况，以及天妃宫建立的起因，天妃显灵的神迹，当地百姓有关天妃的祭祀活动与年中行事，以及文人诗文中对天妃的描述，将这些加以整理几乎可以写一篇《乍浦天妃宫小志》，若再去当地进行一番田野调查，一定大有收获。于是我把这些内容拍照发给刘博士，果然得到了激越的反应，他将自己在日本茨城县水户市祇园寺调查时拍到的天妃像的照片发给我看。照片中一尊小天妃像，是典型的明代造像，原来这是明末清初东渡日本的高僧东皋心越带去的。
东皋心越是浙江浦江人，与余姚的朱舜水都是明亡之后的海外遗民，对江户时期日本文化的贡献堪比鉴真东渡。他受到水户的大名德川光国（德川家康的孙子）迎请，新建并住持祗园寺，在他带去书画篆刻、古琴等种种中国文化之中就有这尊天妃像。东皋心越八岁时就在苏州报恩寺剃度，曾云游江浙一带，此后长期驻锡在杭州永福寺，康熙十三年（1674）参与吴三桂在浙闽一带的反清起事，最终失败，于是从杭州出发东渡日本，抵达长崎。而嘉兴的乍浦、澉浦港口是杭州湾沟通外海出口的唯一门户，从杭州湾出发并带去了天妃像，此神像来源于乍浦或澉浦的天妃宫是很有可能的。
回到德国餐厅的酒桌上，我向田村总结观点，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互动千百年，日本的北海道与中国东北关系密切，日本南部的九州又与中国的福建交往频繁，但是历史上，北方的文化交流中间必须通过朝鲜半岛，而南方海路则隔着一个琉球（冲绳），文化传播容易有所演变，或许反倒是直接横渡“一衣带水”的浙江与日本的文化传递最为直接。
（作者系嘉兴人，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学博士）
《乍浦九山补志》残页
《乍浦九山补志》内页
《乍浦九山补志》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