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雄
春风吹起漪涟，想起儿时的野餐。
初尝野米饭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春日，五六个孩子在杨柳弄和姚庄路交叉口的荒草地，用乱砖垒起灶，安上铁锅。小伙伴理野菜，切咸肉，拾树枝，洗菜淘米。在四面通风的“灶”中烧火，火时旺时小，风起烟飘。小伙伴在灶口添树枝，用竹筒吹风，忙得不亦乐乎。有人迫不及待掀起锅盖，满满的一锅野米饭，映衬着暖暖的一脸阳光。于是，你一碗，我一碗，呵着气，嚼着饭，边吃边聊，边看路人好奇的眼光。最是小弟和建中，气喘吁吁地赶来，只能吃到剩下的锅巴。
1965年春天，少年路小学两名年轻老师带领少先队去春游。十几名师生背了餐具、米、肉和油盐，走过大洋桥和栅堰桥，穿过田埂，跨过小石桥，在小姚坟的草地上烧野米饭。麦苗儿青青，紫云英艳艳，青菜抽薹，竹笋冒尖，河滩边，田埂上，铺满野草野花。女同学挑马兰头，摘野葱，男同学垒灶烧火和烧饭，炒菜则是漂亮女老师的拿手好戏。
当年小西门外小姚坟，雅称又一村，清清的小河环绕，翠翠的柳条飘拂，坟边松柏高高，清脆悦耳的小鸟歌声随风起伏，石人石马守护着青墩古墓。当太阳直照时，草地已经铺了报纸，放着盛满菜肴的大盆小盆，清炒马兰头、炒野菜、紫云英、咸肉春笋，肉末粉丝汤上面漂满细细的绿绿的野葱。我们端着饭碗，团坐在芳草丛中，吃着，看着，笑着。饭后，唱歌跳舞做游戏，快乐的欢笑在田野里流淌，温暖的阳光抚摸着飘动的红领巾，这一刻永远定格在记忆里。
下乡时，生产队有几十亩地，在离村三四里地的六里长泾岸边。每逢春天，要派人去看守田里的春花。轮到我看守时，第一件事就是在河堤上用泥垒只土灶，在阳光的怀抱中生火烧中饭。从咸肉菜饭到肉丝面，从清炒笋到烧蚕豆，从鲫鱼汤到红烧肉。我的土灶野米饭成了田间劳动的热聊，好奇的年轻社员上午劳动收工，不回家，陪我一起烧野米饭。河里缓缓移动的帆船，旁边静静吃草的老牛，含蓄的紫云英花草，怒放的油菜花，蓬勃的小麦苗，袅袅炊烟，嗡嗡蜂蝶，淡淡花香，融化我孤独的心灵。阿二说，生长在农村，从来没有想到田边烧野米饭，比吃饭还舒心。我说，因为春天。
明代《嘉兴县志》有载：立夏有儿童各凑柴米，在田中采摘蚕豆，在野外搭锅烧煮蚕豆，也烧咸肉菜饭，是谓烧野米饭。对于生长在城市的人，携家人朋友到郊外野餐，此情此景远非酒家包厢的情调所能比。陆明先生《嘉兴记忆》一书中有一幅上世纪40年代在南湖畔草地上野餐的照片，锅盆盛满菜，置于草地上，一家人团坐就餐，温馨扑面而来。
如今，野餐依旧风行，形式各异。开着私家车，邀朋呼友，带上燃气炉和现成的熟菜、罐头，还有饮料。随心所欲，任车而行，看着风光养眼，停车，或湖边，或山间，或草坡，铺开塑料布，摊开场子，边烧菜，边喝酒，边聊天，其乐融融。春秋的季节，湘家荡边的树林和草地上，三三两两野餐的团队成为亮丽的风景。一些农家乐也看准这一商机，纷纷在农庄湖边，开辟自然生态的野餐自助项目。新世纪初，周家庄在池塘畔，菜地旁，搭了一长溜的土灶，配备柴火。客人来了，或去菜地采摘蔬菜，或由农庄配好菜肴，自烧自吃，自主烧烤。这一开放，乐坏了一群孩子，在春花秋月的时节，周家庄院子里，歌声朗朗，炊烟飘飘，到处是奔忙在田间灶前的孩子。还有那相拥的情侣，你烧火我炒菜，你端菜我盛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幸福时光。
（作者系地方史志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