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平
每到清明，我会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跟随外婆上坟的情景。
在清明前的某一天，选个天晴没有泥泞的日子，外婆就会把准备好的三四只小碗放进竹篮，里面有荤素搭配的菜，反正是平常舍不得吃什么里面就有什么，还有几双筷子、几个酒盅、半瓶黄酒。出门前，外婆用一块布盖在上面，然后嘱咐小孩子一个个出门，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能让街坊邻居看出动向。
我们沿着沪杭铁路朝东走，走向一个叫许安村的地方。一路上不断有火车从身边轰隆隆地驶过，呼啸的火车有一股气流，像是要把人吸过去。我抱紧树干，或是抱紧电线杆，然后别过头，眼巴巴地望着火车，觉得刺耳的汽笛声很好听，火车的油烟味很好闻，猜测着它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
我的外婆生于1900年，六岁那年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从小就在黄浦江边拾破烂，渴了就嚼嚼路边的甘蔗皮。后来她一共生了六个小孩，但是在她51岁之前，她先后送走了丈夫及五个孩子，命运只给她留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她的一生不停地经历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遭遇。
外婆虽然矮小，却腰杆笔挺，在我的印象中，外婆的身躯不曾佝偻过。我小时候总在她身后，搭着她的双肩，跳马一样，一上一下，缠着她。外婆摇摇晃晃，承受住我的重量。生活的多灾多难没有在她脸上刻下伤痛与哀怨。外婆除了不识字，几乎无所不能，纳鞋底，做霉豆腐，推磨做年糕，包粽子，拉平板车，搬砖砌墙头，样样会。冬天的早晨，她总是起得最早，先把我们的棉鞋用脚炉焐热，再去菜场买菜。买菜回来，再哄孩子们起床。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后来，外婆得了脑中风，垮下了。医院回来，外婆手脚明显不灵了，她颤巍巍还是想帮助做些家务，被母亲阻止了，于是外婆默不作声低下了头，她感觉到自己不中用了，成了累赘，非常自责。那天，当我用自行车驮她去中山路上东门街道诊所做康复的时候，她显得很高兴，手心里攥着五元钱，说是看病用。我记得这五元钱，是我第一年参加工作时，从18元的工资里拿给外婆的零花钱。在这以前，都是我伸手向她讨的。看到外婆执意要把五元钱贴进医疗费，我很心酸，外婆心里一定是觉得自己生病要花钱，拖累孩子，过意不去。
1982年8月，外婆在中风两年后再一次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以后，我就跟着妈妈去上坟了。我是外婆带大的，在我眼里，她就是我的祖宗了。
记得五岁那年，外婆搀着我去城东幼儿园报到，那天我第一次松开了她的手,七岁那年，外婆带我去回民子弟小学报到的情景。“铛铛铛”，校工敲响那挂在树上的一截铁轨，算是上课的钟声，我挣脱外婆的手冲向教室。还记得那一年，妈妈送我去插队落户，外婆也跟着上了卡车，她的眼神充满忧伤。
在外婆走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下了夜班，总是骑车去坟地里转转。春天里，我就摘几朵油菜花放在坟头，跟外婆说说话。外婆终于不操劳了，静静地听着。我告诉她，我们现在用上煤气罐了，不用担心我不会生煤球炉子了，后来家里又搬进新房，有了抽水马桶，生活变得轻松了。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生命中，外婆对我如此重要，而我却没有来得及给她任何回报，她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安定生活，每每回想，我就会心痛。光阴如梭，4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步入了老年行列。小时候我跟着外婆去上坟，后来我跟着母亲去给外婆上坟。再后来，母亲也走了，我接替母亲去给外婆上坟，外婆的身影在我心里依旧那样清晰。
（作者系机关退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