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从彦
为章太炎立传，王锐将写作切入点选为革命者和儒生，着实精妙。这要求写作者既要对人物本身的生平、思想与事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又需对其所处的时代整体面貌有非常准确的把握。正是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写作方式，王锐为我们读者深度还原了一位顶尖的学问家、一位勇猛的革命者。
在经历亘古未有之变局后，章太炎深刻地意识到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揭示儒学因长期作为帝制时代的官学而导致的各种弊病，提醒人们不要为了功名利禄而成为钻营奔竞的‘小人儒’；另一方面则着重表彰荀子、顾炎武、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总结其学说中值得被继承与发扬的内容。”面对时代汹涌的浪潮，章太炎肩负起唤醒人们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重任。他动人心，鼓壮志，为世人留下了诸多宝贵的传统学术论著。
为什么要重诂中国传统？在章太炎看来，作为中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是最为重要的知识基础，也是一切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对知识的渴求，对学术的执着，对传统文化的钻研，让章太炎这位立志阐扬中国传统价值的儒生愈加追求新知。
思想的革命，总能让一个人脱胎换骨，章太炎亦是如此。在清末时，章太炎大量阅读近代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著作，力图从哲学的角度揭示西方近代思想史上那些作为意识形态话语而流传甚广的概念。而为了探索一种更为平等且公平的世界体系，章太炎开始对近代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展开批判，并逐步成为一位在近代变局下思考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革命者。
为何章太炎会走上革命之路，这显然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相关：1900年义和团起义，随后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带着光绪出逃……一连串事件让当时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大为震动，也让章太炎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章太炎同时拥有“革命者”与“儒生”这两重身份，想必也经受着一场微妙的博弈：理性的思考如何指导激情的实践？思想上如何较好地保持革命性与独立性？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转变，传统士绅阶层的经济基础逐渐丧失，他们身上相应的政治和文化特权也便难以延续。尽管章太炎在清末一系列文章中对士绅特权有态度鲜明的批判，但无奈其在行动上依然带有非常明显的士绅阶层的特征，这就必然导致他很难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付诸实践。所以在王锐的笔下，章太炎虽兼具革命者与儒生双重身份，尽管彼此总体而言是“兼具且互补”的，但两者之间偶显的“张力”也颇值得玩味。
这种张力其实也表现于章太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生。1901年上半年，章太炎开始重订《訄言》，并对支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儒学，特别是孔子思想展开批判。特别是在《订孔》中，章太炎直言不讳地指出，孔子的地位只是“古良史也”，既非“至圣先师”，更非“教主”。这种石破天惊的言论，在当时也引起不小的波澜，毕竟这打破了一般人固有的认知。
王锐对章太炎革命思想的讨论，既基于政治领域，侧重分析其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又放眼文化思想层面，阐述其学术主张。真实、扎实、翔实的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章氏思想与行事，也成为章氏传记中独具一格的存在。
《革命儒生：章太炎传》
王 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