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
二○二○年六月，年逾八十的朱汝曈老师印行了他最后一部文学作品集《回望集》，写了一篇长约三万字的后记，题为《成如容易却艰辛》，在这篇后记中，他详细地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文学生涯，这是他一生的总结，千言万语之后，以“我并不后悔”落下了句号。
我们相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学热潮中，那时“朱汝曈”这个名字在浙江文学界已声名鹊起。一九六二年，二十三岁的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处女作《略论小说〈红岩〉中人物的出场和结局》，此后蛰居在偏僻的南日药店谋生度日，沉寂了十余年，浙江文坛没有忘记这位颇具才华的文学青年，一九七五年，《浙江文艺》（后恢复原名《东海》）的编辑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这迟来的约稿，顿时激活了他封存已久的文学梦。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朱老师的创作焕发了勃勃生机，一篇又一篇文学评论作品相继绽放在《东海》《西湖》等杂志上，一九八二年浙江省文联筹建文艺理论研究室时，有意把他调动过去，因为各种原因的羁绊，他仍在南日小集镇当“药朝奉”——这是他家的祖业。虽然没有能够离开老家，但是他的作品却爆发式地冲向了省城杭州，冲向了全国，发表在《东海》上的《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经国家级杂志《新华文摘》摘要转载，取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的“文学价值”系列作品《文学价值的选择》《文学表现对象的选择》《群众阅读与文学价值》《真善美与文学价值》《艺术典型与文学价值》《民族特征与文学价值》连续在《东海》发表，专著《文学价值的选择》《留耕斋文录》《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先后出版。这位民间学者如同明亮的星星闪耀在浙江的文艺评论界，尤其是《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以其理论创见、学术价值而得到文坛的好评与肯定，成为他的代表作。
文学研究是一项寂寞的事业，需要日复一日安坐冷板凳，不断地研读与思索，然而，文学研究的作品，发表与出版都是困扰作者的难题，从二○一○年开始，我把朱老师的三部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争议概述》《1951—1978中国文艺界现象辑略》先后推荐给出版人，三年内相继印行。朱老师还出版了《20世纪得诺贝尔文学奖小说札记》（上下册）、《中国现代女作家小说史略》，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研究成果。
朱老师认为“文学是比人类社会生活更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的阅读是拿到了进入这个世界的门票”，这是他一生热爱阅读、痴迷文学的理由，他的精神世界因此充实而又丰盈。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南日这样一个乡野之地，信息闭塞，书籍稀缺，开展文学研究极不容易，不嗜烟酒、衣着朴素的朱老师，大部分工资用来购买书籍、订购杂志。二○一九年五月，梧桐阅社夏春锦约我给朱老师做一场访谈，他说起购书往事时，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有一年他与妻子去上海旅行，妻子看中了一件标价二十多元的衣服，他则想把《列宁选集》（四卷）带回家，需要二十七元，然而囊中羞涩，无法两全，贤惠的妻子让他先买书，说衣服自己剪料来做——朱夫人是位心灵手巧的裁缝师傅，虽然目不识丁，不懂文学，但是十分理解、支持丈夫的文学梦想，每当丈夫发表一篇作品或出版一部书籍，她都欣喜不已。有了家人的鼎力相助，他才能拥有万册藏书，才能心无旁骛地做学问。朱夫人早出晚归裁缝衣服，而朱老师白天是药师，晚上是学人，在无数个逝去的夜晚，妻子安静地剪布缝衣，丈夫在一旁伏案读书写作，冬去春来，夏往秋至，昏黄的灯光下，妻裁衣来郎读书，是他家最温馨的风景。这一对双方父母定下的娃娃亲，以最传统的婚姻，恪守传统的美德，终其一生相敬如宾。
二○一八年仲秋，与朱老师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老伴安详去世，他以古诗“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表达了悲痛之情，四年多之后的二月十五日，八十五岁的他亦不幸病逝，以“不后悔”三个字告别了一生的苦乐年华。
往日，已迁居梧桐的朱老师时常乘坐公交车赶到濮院，来我办公室喝茶聊天，谈文学话人生。如今，我只能在朱老师的书中领略他对文学的睿智见解、思想光芒，还有他坚守理想的那份初心……
（作者系桐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