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邓钰路 陈 苏 撰文 陈 苏
风起时，思潮汹涌。
思想，是人类的本质与灵魂，指引着文明的每一次进步。
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有过多次高光时刻，两宋之际是其中思想至为繁盛的巅峰期，孕育了中国古代少见的、精致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
士大夫以一种深邃的哲学观，探寻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靖康之变后，宋室衣冠南渡，此时，地处南北交融的焦点、位于畿辅之地的嘉兴，在宋代理学风起云涌的浪潮中，又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
推手
谈及南宋理学的发展，离不开两位身居高位的嘉兴人。
一位是生于嘉兴的皇帝宋孝宗。
宋代奉行士大夫政治，即文官政治，思想的影响尤为明显。
南宋理学逐渐发展、壮大，直至成为主流的统治思想。孝宗时期正是理学渐渐成长的重要时期，在朝野都有影响力。
孝宗是南宋中兴之主，即位之初，就“锐志恢复”。他为岳飞平反，主张抗金，希望以武力收复失地。他不是理学家，也不是追随者，但在位期间，重用了很多有理学倾向或与理学家交好的官员，曾有学者统计他当政时的宰相反对理学者在人数上远远少于同情倡导理学者。
特别是孝宗晚年，将改革构想的实现寄托在理学型士大夫身上，因为这些士大夫希望除旧布新，重建秩序，强调以“内圣”之学修明内政，这与“锐志恢复”的孝宗有政治合作的基本出发点。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特别强调了孝宗晚年的革新部署，启用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相，他们由孝宗亲定，辅佐光宗，都积极推动孝宗“求治愈新”的构想，深得理学家集团的信任。孝宗还大量擢用理学型士大夫，取代王淮等反理学官僚。孝宗的治国思想已经倾向于理学的“内圣”之道。
赵汝愚是嘉兴另一位对理学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执政者，他的执政是在孝宗退位后才部署完成的。
他生于崇德县洲钱（今桐乡洲泉），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状元及第。
孝宗深知赵汝愚之才，内禅前“丞召”赵汝愚入朝。赵汝愚是孝宗革新计划的执行人之一，继承了北宋儒学治道的传统，信服南宋理学“外王”理想，亲近理学家，与很多人交从甚密。
南宋淳熙年间，赵汝愚及其从弟赵汝靓在祖籍饶州余干（今江西余干县）创建东山书院，邀请朱熹前来讲学。赵汝靓及赵汝愚长子赵崇宪、第五子赵崇度都拜朱熹为师。后来，赵汝靓成为宋代著名理学家，赵崇宪和赵崇度在《宋元学案》中都被列为朱子门人。
赵汝愚定策扶宁宗登基，可说是理学家热心投入孝宗所号召的政治改革中最富有象征性的事件。
其中，活跃的还有朱熹和陆九渊门人詹体仁、徐谊、叶适等。赵汝愚也因此拜相执政，成为南宋唯一的宗室宰相，开始与理学家集团的全面合作。
除了周必大、留正，他将理学集团的重要成员几乎全部网络至中枢，如章颖、黄裳、彭龟年等掌握控制朝廷言路，特别是引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这让理学集团为之振奋。朱熹以帝师身份立朝，为实现“得君行道”的理想，成为赵汝愚有力的政治同盟。
然而，好景不长，赵汝愚所代表的理学集团在与韩侂胄的政治斗争中落败，朱熹被逐出朝廷，结束了46天的帝师生涯，赵汝愚罢相，一贬再贬。
南宋庆元三年（1197）底韩氏一党发起“庆元党禁”，把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59人打入“伪学逆党籍”，赵汝愚为“伪学罪首”，朱熹紧跟四位宰相之后，名列第五。
孝宗的构想以及理学士大夫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最终都随着此次失败而告终。朱熹最后一次“得君行道”的努力也走向失败。
后学
朱子学说如何在嘉兴落地生根？
文化学者郁震宏认为，朱熹嫡传弟子辅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辅广（约1145—约1220），字汉卿，号潜庵，祖籍河北赵州庆源，崇德（今桐乡）人。
辅广父亲辅逵，南渡后晚年迁居崇德。辅广早年屡试不第，拜吕祖谦和朱熹为师，世称传贻先生。
两人相识，正是朱熹入朝期间。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临安讲学，辅广慕名前往。初见，辅广给朱熹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朱熹在给吕祖谦之弟吕子约（吕祖俭）的书信中对辅广极为赞赏，说吕祖谦的旧徒都不及他。
辅广为人推重的是，“庆元党禁”后，朱子学说成伪学，他不惧时局，逆流而上，坚守道统。
庆元元年（1195），辅广在朱熹被逐后，专程前往其避居讲学的武夷山，听朱子授学三月。
返家之前，朱熹告诫他治学要持之以恒，学者最怕因循，若有疑问，不要依靠人，需要自己去思考，摒除依赖人的心理，学问也会精进。
次年十月，辅广再次到建阳沧州精舍向朱熹问学。这无疑给身处逆境的朱熹很大的心理安慰。当时，精舍里的学生很多都已散去，辅广的到来，实为不易。这一次，辅广陪伴老师两个月，他对道学的坚守，让朱熹十分看好，“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
辅广对朱子学说的推动，一为授徒讲学，一为著书立说。
先说著述，据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潜庵学案》记载，有《语孟学庸答问》《四书纂疏》《六经集解》《诗童子问》《通鉴集义》《潜庵日新录》《诗训编》，其中，《诗童子问》是唯一完整保存的著作。辅广又将自己听朱子讲学的记录编辑而成《晦庵先生语录》，将朱熹语录汇编而成《朱子读书法》，经后人补录、扩展成为考察朱子学说重要的文本。
再说讲学。辅广回到崇德，修筑传贻堂，取传之先儒，贻之后学之意，他以躬行实践挽回颓风为办学宗旨，开崇德私人办学之风。他的弟子有董槐、朱鹏飞和余端臣等，渐成“潜庵学派”。其中，董槐最有名，是南宋理宗时的宰相，他先拜师永嘉叶雍，听说辅广是朱子门人，又投身其门下；再传弟子黄震主张经世致用，知先行后，反对空谈义理，为“东发学派”创始人。
辅广去世后，学说一支传入福建，一支在浙东流传。到了明朝，传其学说的人仍然不绝。黄宗羲感叹：“道之行不行，岂以时位哉？何先生之劳落而自远有耀乎！”
南宋咸淳五年（1269），时任崇德知县家之柄重修传贻堂，改名传贻书院，此后700余年，绵延不绝。
可以说，在朱子学说发展中，辅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全祖望称：“朱子门人，潜庵其眉目也。”
在朱子门生中，辅广一直与朱熹大弟子黄榦并称“黄辅”。巧合的是，两人都曾在崇德授徒讲学，传播朱子学说。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人称勉斋先生，朱熹盛赞他“志坚思苦”，并把女儿许配给他。
南宋庆元六年（1200）朱熹病逝，黄榦守孝三年后，调任崇德县石门酒库务监。他写有《监石门酒务》诗记述这段经历。他在石门创设崇义书院，开石门教育之先河，常亲自到学院讲学。
据郁震宏介绍，当时，在嘉兴还有一位朱熹的嫡传弟子方谊活跃。
方谊，字宾王，在《朱子文集》中，师生来往信件有十五通之多，而辅广只有八通，可见两人交游之深，朱熹很喜欢这个学生，赞他“近日所见朋友讲习，未有能及此者”,方家有“希贤斋”，据《嘉禾志》记载，是朱子所题，这是嘉兴地区唯一可信的朱子题匾。
方宾王出身桐庐望族，祖父方元修，是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女婿，父亲方滋（1102—1172），曾任秀州知州，后来迁居嘉兴北门，1170年，陆游路过嘉兴，从《入蜀记》可知，当时是在方滋家里吃的晚饭。所以，《嘉禾志》《宋元学案》的传中都将方宾王列为嘉兴人，朱子在给周南的信中，也说方宾王家在嘉禾。
在宋元之际的崇德石人泾（今桐乡屠甸），另一位朱子续传弟子卫富益创设白社书院，传播朱子学说。卫富益师从朱熹第三代弟子、“浙东学派”中坚金履祥，后又追随其弟子许谦。
卫富益出身嘉兴华亭望族卫氏，是卫泾的裔孙。
说起卫泾，这又是一位对朱子学说起到推动作用的嘉兴人。卫泾与朱熹友善，认同朱熹的理念，并在朱熹去世后，取其遗著，刊刻传世，此举被认为“对朱子的理学传播意义深远”。
争鸣
两宋之际，嘉兴理学并非朱子一家之言。朱熹认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主张“即物而穷理”，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不同的是，张九成构建了以心为本的思想体系。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横浦居士、无垢居士，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南渡后迁入盐官（今海宁），南宋绍兴二年（1132）中状元。
张九成青年时曾游学京师，师从开创理学的二程（程颢、程颐）弟子杨时。
宋明理学不满足于以往儒学的思辨性和理论性存在的严重不足，希望建立一个普遍的权威的本体和价值标准，从二程洛学到陆王（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之间，张九成是其中间环节，在理学发展中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心学之创立应始于张九成。
他主张天理说、格物说及慎独说，从本体中的心学因素立论，在心上试图构建一个宇宙的理论体系，实现内外、物我、本体与工夫的圆融一致，从而具有心学的特色。
考察宋代儒学发展史，陆九渊之前，张九成已建构了以心为本的思想体系：他把“心”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进而提出了“心即天”的命题，与陆九渊倡导的“心即理”如出一辙，在工夫论上，他凸显涵养本心的重要性。
朱熹曾说，“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子韶尽冲突，子韶所不敢冲突者子静尽冲突”，朱熹从心学思想发展的逻辑，阐明了程门弟子谢良佐与张九成、陆九渊的关系。
如果说程颢、谢良佐等人仅具有心学倾向，那么张九成的心学思想体系已经较具规模，且不乏独到之处。虽然张九成没有明确提出心本体的概念，但他是宋代以来心本论思想的开创者，开启心本体转化的序幕，直至陆九渊系统总结，再到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最终完成了洛学向心学的转化。
因此，有学者认为，张九成不仅是宋明心学的肇始之一，也是南宋浙学的创始人之一。
但张九成也因援佛入儒，把佛家思想融进自己的儒学思想，遭到朱熹的抨击。
朱熹所主张的儒学复兴，竭力排斥佛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九成援佛入儒，朱熹把他的解经著作视为洪水猛兽便不难理解了。朱熹专门写了《杂学辨·张无垢中庸解》来批判、攻击他的观点：“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阴释，其离合出入之际，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虽欲复出而不可得。”并宣称：“窃不自揆，尝欲为之论辨，以晓当世之惑。”
不过，朱熹的讨伐在当时并没有给张九成造成多大损伤，反而扩大了其影响，士大夫们对张九成所代表的思潮“靡然从之”，他对陆学的兴起以及“永嘉学派”的形成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的学说在浙东流传，南宋思想家陈亮曾说“家置其书，人习其法”。张九成事功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道即日用”和道器不离，是其心学外化的结果，这与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事功思想的“浙东学派”不谋而合。
然而，随着朱熹学术权威的确立，张九成遭到贬损，《宋史》称其思想，“九成研思经学，多有训解，然早与学佛者游，故其议论多偏”，其著作也大多遭毁弃，残缺不全。
不过，宋明理学逐渐在发展中，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成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特别是陆王心学，所借以建构思想理论体系的，正是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余韵
两宋理学对嘉兴城市文化与人文气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城市来说，后世的影响比较大，这就好比种子种下去，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开花结果。”嘉兴产生了丰厚的理学土壤，后世，特别是明清出现了很多理学家。
郁震宏觉得这一点在“黄辅”聚集的崇德尤为突出，“桐乡城市文化从宋朝开始到明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理学的底色，起源于朱熹弟子‘黄辅’，特别是辅广。流风余韵影响后世很多学者，他们尊敬辅广，明朝胡其久有《语溪宗辅录》，语溪是桐乡古称，辅即辅广，宗辅，就是推崇辅广，宗朱子，是桐乡文化理学底色的有力物证。”
“黄辅”之后至明清，桐乡文化始终以朱子学说为主干，宋末卫富益，元朝俞镇、鲍恂，明朝程本立，到明清易代之际，更有两位理学大家张履祥与吕留良。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世称杨园先生。他与同乡吕留良交好，同为程朱理学继承者、传播者。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号晚村，在清初隐居乡里期间，自开天盖楼刻局，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
当时，张吕二人一起编辑刻印程朱遗书，天盖楼刻本在后世是学习理学的重要版本。
他们作为清初朱子学倡导者，郁震宏认为对清代阳明心学到朱子学的学术转型起到很大作用，嘉兴地方文化学者徐志平也有同感，“张履祥是清初最早提出尊朱辟王、重新重视程朱理学的理学家。”乾隆年间理学家雷鋐称张履祥为“理学真儒”，史志称其为“朱熹后一人”，梁启超认为他是“专标程朱宗旨以树一学派，而品格亦岳然可尊者”。
张履祥被视为上接程朱之绪，下开清献（陆陇其）之传。陆陇其是嘉兴另一位理学大家。
平湖人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他也主张尊朱辟王。据徐志平介绍，陆陇其为弘扬朱子理论，花了很大精力点勘明代刊行的《四书大全》。“因其理学思想符合清初统治者需要，备受青睐，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
继张履祥、陆陇其之后，嘉兴又出现了一位理学家方坰。方坰（1792—1834），字思臧，号子春，平湖人。他出身理学世家，笃志程朱理学，成为清中后期颇有成就的理学家。
在海宁，先有张九成这位心学先觉，“‘浙东学派’与海宁交往频繁，明代海宁不乏穷经之士，这与海宁地域文化的传承和与周边的交往分不开。”地方文化学者张镇西介绍，明代海宁人董澐、董谷父子，沈袥等受业于王阳明，朱朝瑛受业于“独立思想家”黄道周，陈确、张次仲、祝渊、陈之问等受业于理学大家刘宗周。
陈确大概是众多理学家中极具反叛精神和个性的思想家，他虽和张履祥师出同门，思想却大相径庭。他认为理学奉为经典的《大学》并非圣贤之书，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肯定人性善恶取决于后天实践，与理学先天说相对立，他批判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说教。
从两宋兴起的理学思潮，对嘉兴的城市文化气质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何传承其思想，挖掘精神内核？
深耕其学说，重视学术的研究、精神的挖掘，这是被访学者的共识。
传贻书院即将修复，辅氏后人还新建传贻堂家风家训馆。郁震宏觉得可以恢复传贻书院的讲学授课的功能；徐志平认为可设置理学研究专门的学术课题，进行深入挖掘；张镇西认为要为精神传承提供良好的平台，要落到实处，而不是建个空架子，流于形式的传承。
他们也认为，自两宋以来的理学思想与精神流淌在一方百姓的血脉之中。
嘉兴人崇文重教，重实践，轻清谈，惟实是务。他们为学则踏踏实实做学问，如辅广、张履祥、吕留良，深研程朱理学，广授门徒，大兴教育，惠及乡里；他们经世致用，践行着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如张九成始终贯彻惟实是务的宗旨，主张抗金，反对议和，直言敢谏，以民生为重，做了很多利于百姓的实事；陆陇其为官清正廉洁，强调德治化民，体察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有许多清廉爱民的故事流传，被称为“天下第一清廉”。
当然，守本也要创新，在踏实做事的同时，增加创新活力，就像张九成、陈确，朱熹理学的大势之中，他们拥有独立思想，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中留下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