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蝗塘桥畔的追念
■薛家煜
春天来了，我去了趟我二哥曾下乡务农、长眠的蚂桥。
时隔25年重访蚂桥，眼下如此陌生，昔日的公社成了王店镇的一个社区，农耕的村落，如今已如城市一角。重建后的蚂蝗塘桥气势不凡，车水马龙的大桥上，公交车穿行其间。我就是在家门口换乘公交车，第一次坐着汽车经过蚂蝗塘桥来到蚂桥集镇。
走上蚂蝗塘桥，那长水塘悠远的水流，泛起了我对二哥追念的心潮。
1964年，在城东小镇装卸站工作的我二哥，突然被“动员”下乡到蚂桥公社务农。六年后的秋天，他和老农摇船进城采办农用物资，在西南湖不幸落水身亡。从此，每年清明，我们兄弟就要赶到蚂桥乡下，为二哥扫墓。
当年，从嘉兴到蚂桥要乘火车，而在马王塘站停靠的慢车，只有上午9点多、下午3点多，各一班车往返。
乘上火车才十来分钟就到了蚂桥，小集镇上的饭店还没开始营业。等着吃了中饭后赶往乡下的我们，便穿过破旧的老街，到蚂蝗塘桥上走走，看看塘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
又窄又长的蚂蝗塘桥，由几组石墩钢架梁体组成。长水塘中这座造型特殊的桥梁，增添了水乡的别样风光。
因为二哥，我才认识了蚂蝗塘桥。每每走到桥上，百感交集，二哥就是经这里摇船进了城，可他再也没有返航。而他憨厚的笑容，温顺的眼神，却似那河面的粼粼波光，映衬在我面前。
二哥在镇上的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嘉兴县群立中学。从小镇到城里上学，每天在甪里街上步行往返，二哥很刻苦，也很努力。喜欢打篮球的他，身体健壮。有次星期天，我去小学操场看二哥打球，他把学校发的电影票给了我，说是下午他还要打球，南湖戏院的那场电影让我去看。
二哥长我两岁。1962年，初中毕业后的他，做起了繁重的装卸工作，拉榻车，航船驳货，全是体力蛮活。我家堂楼被用作供销社库房时，一次，二哥与工友扛着一大铁桶菜油，一步一步从船头走到挑板上。那挑板受重后，一晃一晃的。母亲目睹这一场面，蹿到河埠口，伸出手一划一划的，不知怎么样去搭把手，一脸焦急地直喊“当心！当心！”一桶油，重三百来斤，二哥那年少老成的肩膀，早早替父母分担起了沉重的家庭负担。
1964年夏，我将初中毕业时，家里气氛压抑，父母黯然神伤——二哥下乡了。
二哥和镇上十多个男女青年下乡到蚂桥公社。他被落实在一联大队的徐家浜，四人住一间草棚。从此，任劳任怨的他，默默地种田，干各种农活……
二哥唯一的一次远行，是去了趟北京。回家那天，在天井里，二哥一边洗衣裳，一边对我说：还是乡下踏踏实实过过生活好。
1970年10月16日，晴天霹雳！西南湖的水，夺走了二哥年轻的生命！
二哥安葬在蚂桥的乡间，他的墓在河边一块高墩上。春天里，桑树、油菜花间，我们兄弟年复一年陪二哥过清明。
1998年的清明，兄弟们走在蚂桥偏远的田埂上，闲话时那一句“岁数大起来，到乡下会越来越吃力”的感慨，令我怦然心动：知青早已返城了，二哥也应“回城”。隔周的厂休日，我即去了嘉兴公墓，为二哥买了一座墓。
那年冬至，我们把二哥“上调回城”。从此，蚂蝗塘桥也成了我心中一份特殊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