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杰
辅广（约1145—约1220），字汉卿，号潜庵，学者称传贻先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祖籍河北赵州（今赵县）。他可以说是浙北文教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朱熹在浙北的唯一嫡传，孔庙的七十七先儒之一，却被遗忘太久太久了，特别是近百年间的风云变幻，几乎将其遗迹彻底湮灭。
进入新时代之后，崇福镇千年古城复兴，传贻书院的修复即将开始；还有濮院镇油车桥村的辅氏后人，新建了传贻堂家风家训馆。因此，围绕辅广与传贻书院为何会被遗忘的多个历史谜团，也就更需要加以解答了。他是朱熹的嫡传，对于朱子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为何学界研究朱子门人却很少论及？他是浙北一带最早讲学授徒的大儒，传承七百多年的传贻书院亦起源于此，但如今这书院在哪里？还有他的墓园又在何处？
朱熹的嫡传弟子
辅广是如何成为南宋大儒朱熹的嫡传弟子，并成为朱子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朱熹大弟子兼女婿的黄干并称“黄辅”？
其实辅广的一生，也颇有波折。其父辅逵，本是两宋之际著名的武将，但宋朝崇尚文治，辅广少有大志，然而四试不第，于是转而专攻儒学。不过他的两位老师都很有名，他们是吕祖谦与朱熹。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金华人，宋孝宗隆兴年间的进士，曾任太学博士、著作郎兼国史编修官等。朱熹（1130—1200），字元晦，被认为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儒，曾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另著有《诗集传》《周易本义》等。辅广拜师吕祖谦，当在其临安任职时，可惜时间较短。吕祖谦去世几年之后，恰好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在临安讲学约两月，于是辅广前往拜师受学。朱熹在《答辅汉卿》中说：“汉卿身在都城俗学声利场中，而能闭门自守，味众人之所不能味，虽向来金华同门之士，亦鲜有见其比者。”称赞辅广不同流俗，洁身自好，为吕祖谦门人之中的佼佼者。
好景不长，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被罢相，韩侂胄特意立了“伪学”的名目，清洗朝野正直之士，史称“庆元党禁”。朱熹本是赵汝愚推荐，又是道学领袖，成了被打击的主要目标，罢官回到福建武夷山后，讲学于沧州精舍。随着风声日紧，弟子多有避去，辅广却与其堂弟辅万负笈入闽，听讲三月而返。朱熹得此独立不惧之弟子，极为赞叹：“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就在辅广去武夷山的时候，他的朋友陈善写诗相送：“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所谓“残羹”，指的正是朱子之学，此时已被全面否定，谁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呢？所以黄宗羲说这两句诗：“言其用志艰苦也。”
党禁解除之后，南宋朝廷与金兵议和未成，欲请辅广前往，他以“考亭诸生，老不称使”固辞。当时的辅广，“居太学之南，以道自任，同志之士相与质疑问难，户外屦满，志不少屈”，受其影响最深的，则是南宋后期的理学名臣魏了翁（1178—1237）。魏了翁筑有鹤山书院，将辅广所授的朱子学传播到了四川。
再说辅广的著作，共有三种为《四库全书》所著录。《诗童子问》，是他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著作，《四库提要》说此书“羽翼《诗集传》，以述平日闻于朱子之说”，当在朱熹《诗集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诗经》奥义。辅广还编辑了《晦庵先生语录》与《朱子读书法》。前书是辅广听闻朱熹讲学的记录，共计四百八十多条，后来黎靖德版《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中的一百多卷都收录了辅广所记的语录。后书其实更为重要，《朱子读书法》最早由辅广根据朱熹语录汇编而成，后来张洪、齐熙在辅广本的基础上扩展成为四卷本，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六条”有机组合而成为一个完整的读书进业的过程。辅广另外还著有《六经集解》《论语答问》《四书纂疏》《孟子答问》等，可惜都已经亡佚，今人从《四书大全》等典籍中辑佚部分，加上前二书汇编为《辅广集辑释》。辅广讲学，多有自己的人生感悟，比如讲解《孟子·生于忧患》时说：“人不经忧患、困穷、顿挫、摧屈，则心不平、气不易，察理不尽、处事多率。故谓人若要熟，须从这里过。”
在朱子学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讲学授徒，还是著书立说，辅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之《潜庵学案》中写道：“朱子门人，潜庵其眉目也。”著作多有亡佚，当是辅广少被关注的主要原因。
七百年的传贻书院
辅广早年讲学临安，晚年回到崇德县城，修筑传贻堂，取“传之先儒，贻之后学”之义。讲学不辍，弟子众多，于是而有“潜庵学派”。其中有官至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的郑寀，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许国公的董槐，桐乡最早县志《语溪志》的编撰者、曾任高邮教授的朱鹏飞。还有以经学教授闾里的余端臣，他的再传弟子黄震则著有《黄氏日钞》，为“东发学派”创始人。
传贻书院，则缘起于崇德士人对于辅广的纪念。咸淳五年（1269），知县家之柄主持重修，改传贻堂为传贻书院，增建书味、师传两斋。最初建于崇德县治东，嘉靖《嘉兴府图记》指出传贻书院“徙建在儒学桂山后”，也即如今尚在的孔庙之西北侧，郡守文及翁作《传贻书院记》，其中说：“文公门人遍天下，中更伪禁，岁寒松柏，疾风劲草，磨涅而不磷缁者，绝无而仅有。于时潜庵辅公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将辅广比作松柏、劲草，独立不惧才是做成真学问的真精神。传贻书院元末毁于战火，明嘉靖十三年（1534），知县张守约重建于射圃旧址，又在北侧建尊经阁祭祀朱熹与辅广，还建东西斋楼、讲堂等。当时的举人张玙曾作诗说：“仕优讲学辟崇基，经阁云楼灿陆离。地占青阳溪上胜，人遵白鹿洞中规。”书院的楼阁灿烂，朗朗书声一直传至城东的青阳溪畔，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则从辅广开始，一直都是为学子们所遵守。
后来传贻书院还经过了多次重修，到了道光八年（1828），则由知县卢昆銮率绅士集资，移建于青阳门内，占地十六亩余，除了讲堂、后楼、客堂、居室等众多屋舍，还有院中石山、院前水池与院后的百年银杏。咸丰十年（1860）书院又被太平军所毁，同治四年（1865）又一次重修，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知县林孝恂将传贻书院改办为石门县学堂，也即崇德小学的前身。
据清光绪《石门县志》所载，传贻书院山长的任命始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山长即古代书院管理者，历来由德才兼备的儒士所担任。元代传贻书院的山长徐梦吉，字德符，於潜（今杭州临安）人，以茂才授传贻书院山长，历常熟教授等，著有《琴余杂言》。还有元末明初的崇德人朱志道，由儒士辟为书院山长，后升吴江教授，其子朱逢吉官至明大理寺丞，是著名的循吏。到了清代，重要山长共有三人。李富孙（1764—1844），字既汸、芗汲，嘉兴人，他先后就学于卢文弨、钱大昕、王昶、孙星衍，肄业于诂经精舍，精于经学，其《校经叟自订年谱》就记载：“七十一岁，主石门传贻书院，正月既望到杭，以《杨园先生年谱》表传。”姚光晋（1780—1860），字仲瑜，道光五年（1825）举人，著有《瓶山草堂集》，卷四有诗《余主讲石门传贻书院兼长兴箬溪书院》。谭逢仕，字癖云，石门镇人，同治四年（1865）举人，曾助县令余丽元纂修《石门县志》。
黄宗羲与吕留良的寻踪
康熙四年（1665），两位名闻天下的大儒，前往崇德城西，寻访辅广的墓园，他们就是黄宗羲（1610—1695）与吕留良（1629—1683）。
当时的黄宗羲正在吕家担任塾师，他后来在为辅广所作的传记中说：“乙巳岁，余拜辅汉卿先生之墓于崇德，退而考于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辅录》，皆不能详，且多错误。故以其间出他书者，为《辅潜庵传》。”除了写作此传，并将之收入《宋元学案》，又专立一《潜庵学案》之外，黄宗羲还有《拜辅潜庵先生墓》一诗：“草难埋没水难龈，五百年来辅氏坟。日暮碑生牛角火，秋深绿变女腰裙。一时伪禁人将散，千古微言赖所闻。弟子朱门无列传，凭谁好事托斯文。”黄、吕寻墓之时，辅广之墓已经被荒草所掩盖，但还能找到，然而墓碑上的文字则已经剥蚀殆尽了。于是黄宗羲想到当年的庆元党禁，一时之间诸生散去，朱熹只得将千古微言传于风骨坚劲的辅广，然而《宋史·道学传》的朱门之中却没有辅广小传，“凭谁好事托斯文”一句则表示他自己的道义担当。就历代辅广传记而言，黄宗羲的这篇传记确实是最有价值的。
吕留良作有长诗《同德冰晦木孟举自牧谒辅潜庵先生墓》，其中就说：“道丧五百年，浅草掩真儒。学子不知处，路人亦忘呼。斋沐约寻谒，有友五六俱。积雨道村路，直径成萦迂。断港与绝流，往往迷通渠。”吕留良虽然出生于崇德，但此前并未到过辅广墓，而且当时崇德的学子、路人也不知其墓在何处，可见经过明清之变，墓园早已荒废许久。黄、吕等人斋戒、沐浴庄重前去，道路积水，河港阻隔，好不容易找到之后，向周边村民借来烟火，扫墓焚香而拜谒，蔓草重重之中，想要一读墓碑上的文字却不可得，于是他们想要重新作传立碑。
如今距离黄、吕寻墓，又过去了三百多年，距离书院改制也有一百多年。辅广墓园几乎踪迹全无，传贻书院的两处原址都已不见当年楼阁，而一生崇拜辅广的张玙，却尚有功德坊巍然屹立。作为后学，我们只能据文献而作一部略微详尽的《辅广传》，并推论相关遗址的具体所在。不知其祠、墓，何时方能再度重修，再为纪念这位浙北文教的先驱者，存留心香一瓣的寄托之地？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