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 苏
一天深夜，东江市阳浦港传来一声爆炸巨响，市委书记余仲君连夜赶往爆炸地，纪委书记赵达声率领专案组调查阳浦港危化品爆炸案背后的腐败问题……
嘉兴人吴东担任编剧的反腐大剧《风雨送春归》，正在央视八套次黄金档播出，同时登陆视频网站优酷。
本剧由著名导演吴贻弓之子吴天戈执导，老戏骨王志文领衔，饰演纪委书记赵达声，与俞飞鸿扮演夫妻，与于震饰演的市委书记余仲君是战友。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战友，在国家与小家、法纪与情感、灵魂与欲望的抉择中，渐行渐远……
《风雨送春归》由吴东同名小说改编。吴东生于1969年，本名吴发根，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此后十余年，他一直从事军事新闻宣传，2003年转业至浙江省纪委宣传部，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作品200余万字，有小说《密室绝恋》《风雨送春归》出版。
吴东怎样走上创作之路，《风雨送春归》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他的创作目的又是怎样的？
《江南周末》记者独家专访，听吴东讲述他的文学与梦想。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也是普通的人。”
记者：近几年热播的反腐剧很多，《风雨送春归》有何不同？
吴东：创作前，我们也看了一些反腐剧，他们一般比较注重案情的推进，当然这也是比较好的表现手法。但我们想把着力点放在人物塑造，人物心理的挖掘，人物关系的搭建，人物情感的表达上。
这和我的创作初衷有关。很多官场小说为了博眼球，甚至歪曲党员干部，我希望能更客观地塑造纪检监察干部和那些兢兢业业为老百姓做事的基层干部。我就想写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作品。
记者：你是如何塑造人物的？
吴东：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也是普通的人。
赵达声是军人，身上有大爱情怀。我们设定了一个情节，楚建强因为职务犯罪而判刑，妻子和他离婚，母亲住在养老院，他的孩子没人照顾。赵达声收养了这个孩子。
但他作为普通人，也会纠结痛苦，耍小聪明。赵达声以前的通讯员，也是妻子的弟弟犯了事，他公正执法，但妻子不理解。对赵达声来说，党性是铁律，不存在选择上的纠结，但他要维护家庭，又要坚持原则，身在其中，他是两难的。我们通过点点滴滴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比如爱人拉他到民政局离婚，他做了很多努力，找各种借口，拍照时间不对，摄影师不在，千方百计地拖延。
当他意识到战友余仲君一步步滑向深渊，极力挽救，请老首长、老战友一起来做工作，当事情无可挽回时，他处在情感与法纪的煎熬中。他不是纸片人，他有血有肉，不仅有伟光正的一面，也有纠结和痛苦。
记者：这部剧的最大看点是什么？
吴东：这对战友复杂的情感，两个家庭的关系奠定了整个剧的基础，也是最大的看点。
30年前，赵达声战场失忆，部队发布了阵亡通知书，战友余仲君照顾起赵达声的家人。这在军队其实是一种惯例。后来，余仲君跟赵达声的妻子产生感情，结婚了，赵达声回来后，选择了退出和成全。
30年后，他们在一起共事。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正邪较量，主要的冲突点和感染点都跟这个关系纠结在一起。
这增加了剧情的张力。
这对战友在生活中如兄弟，战场上互相救过对方的命，当面对法纪与情感的抉择时，才会更加痛苦。他们的冲突是从一点点的小分歧，逐渐变成最后抉择的不同。余仲君作为市委书记更圆滑，他觉得子女在当地做生意，没什么问题，很多人都在这么干，现在找工作不容易，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但赵达声认为既然党纪规定领导干部子女不能在当地经商，这样做就触犯了党纪。
记者：创作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突破？
吴东：最难的也是塑造人物和构思人物关系，这个架构好了，戏就成了，把一个个事件放进去，戏自然就会出来。
我能找到这对战友作为突破点，非常难，不是灵光乍现，而是长期的积累和思考。我平时看到什么书，听到什么事情，都会进行有目的的思考，自然沉淀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创作时从过去的思考中搜寻到这样一对战友来进行架构。
人物虽是架空的，但关系来源于现实的提炼。我接触的军人比较多，听过，也写过各种英雄故事，纪检监察干部中有很多转业军人。因此，在创作之初，我就搭建这样一种复杂的人物关系。
另外，以往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曹禺、老舍以及西方的一些经典戏剧，当达到一定储备后，这些阅读像吃饭喝水一样成为创作的养分。
记者：“风雨送春归”取自毛泽东《卜算子·咏梅》，反腐剧怎么取了这样一个文艺的名字？
吴东：这个名字是一个集体创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反腐工作曲折诡谲，惊心动魄，在抉择与考验中，为了我们向往的春天而经历阵痛。人们所期望的生机勃勃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记者：《风雨送春归》电视剧和小说有什么不同？
吴东：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创作中修改很多，有的是自我否定，有的是听取别人的建议。
小说和电视剧最大不同是余仲君的结局。
小说中，余仲君是自杀的，自杀的那把手枪是他在战场上立功时，老首长把年轻时缴获的一把手枪奖励给他，这是余仲君曾经的荣耀，也是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赤诚初心。
他的改变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在浑然不觉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他的自杀源于对初心的背叛，醒悟时已经来不及了，他没有办法再面对，需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他还保有军人的果敢和决绝，自杀是他唯一的选择。这个结局更偏重于文学性。
电视剧做了修改。余仲君知道抓他的人来了，他跑了，最后在一个阳台上见到了赵达声，在过去的亲密战友面前，最终束手就擒。
最后的戏剧冲突放在这对战友面对面的交锋上，一个人不管恶也好，善也好，内心总有柔软的地方，对余仲君来说，在战友面前才能真正叩问自己，找到归宿。这也符合整部剧的构架和节奏，这个结局更注重社会性。这对战友其实是个对照组，这个结局更能体现出这种映射感。
两个结局诉求不同。从剧情设置上来说，都有其内在逻辑。
记者：这部剧播出后评价两极化，你怎么看？
吴东：这对我影响不太大。这部剧2016年创作，2017年拍完，其间颇多周折。六七年来，市场变化很大，观众口味也在变。这个剧能为社会提供一些正能量，我们就已经很欣慰了。我们尽量用观众喜欢的方式，引导他们，但不迎合。
“壳子是什么不重要，关键是给社会输出怎样的价值观。”
记者：你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
吴东：我20岁时开始写作。开始，我在海岛当兵，后来调到机关当打字员。当时，有两个政工军官特别喜欢写作，发表了好多作品。我经常帮两位大哥打稿子。我也喜欢文学，受他们影响，就想我能不能写？1989年，我从海岛调到省军区机关，几个战友给我写信，怪我写信少了。我就写了一篇散文，写战友情的，也写自己适应新环境中的欣喜和失落，投给《嘉兴日报》南湖副刊，我记得编辑是夏辇生，发表后我特别高兴。
后来，我在杭州和军队的一些报刊，包括《西湖》《解放军报》等发表的文章多起来。
记者：1989年开始写作，那时，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正渐渐远去，几十年来，你是怎么坚持的？创作《风雨送春归》有何契机？
吴东：我是业余创作，写作其实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空下来看看书，做些思考，写点东西。
我写过评论、散文，也写小说、纪实文学等，没有框定要写什么，也没有刻意去坚持什么，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
创作《风雨送春归》很偶然，此前尝试写过悬疑刑侦的长篇，出版了，但反响不大。后来文友介绍，一次聚会中碰到影视公司的老板，他们想做纪委书记的题材。我就把之前的一个构思，出了大纲给他们看。
他们论证后，觉得非常好，给了我比较自由的创作空间，也完成了我最初的设想。
记者：你之前写过刑侦，这部又写纪检监察干部，你曾经的军人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吴东：这其实是个巧合。不过公安、纪检监察系统确实军队转业干部很多，对这类人我比较熟悉，接触也多，他们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我更了解。
军人生涯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在自身。从过军的人哪怕不穿军装，骨子里还是个军人。个性、处事方式，对事物的认识，没有办法改变。
这种军人气质影响了我的创作目的和关注点。军人更关注家与国的概念，注重作品对社会的影响。给社会输出怎样的价值观，我们会考虑得多一点。
其实文学就是人学，好的作品不仅要挖掘人性的恶，也要体现人性的善，人性的恶往往更容易震撼人心，而将人性的善塑造得震撼人、感染人，比较难。
记者：你的创作目的是什么？
吴东：开始写作时很懵懂，创作目的是我在军校慢慢确立的。1990年，我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受到新闻专业的影响，也受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学思想影响。我们的创作总是要对社会有用，传递温暖的力量，传播正能量，文艺作品能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对你影响最大的是鲁迅？）
是的。他对国民性的关注直达人心，诸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物振聋发聩。
我也想通过努力，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在精神层面为社会增加一点营养，这是作为创作者的追求。
记者：与通俗文学相比，严肃文学更注重挖掘思想，在日渐式微的当下，严肃文学何去何从？
吴东：严肃文学变得越来越小众，它本身没有错，而是时代走到了另一个层面，阅读习惯的变化以及媒体的多样化，让读者渐渐远离严肃文学。
我觉得文艺作品，应该要有所改变，要用观众容易接受的方式，穿上通俗的外衣，只有读者、观众接受了，才能够把我们的精神内核传播得更加广泛。这也是我现在要努力的方向。
否则，作品再好，读者寥寥，价值就大打折扣。
记者：近年来，主旋律创作有不少好的作品。
吴东：主旋律作品可以很好看，特别像电影，比如《长津湖》《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都很好看，用商业电影的叙事方式和技术来拍摄，市场化的手段来运作，注重人物复杂性的塑造，可以很有趣，可以不那么死板，电影也就变得好看。
其实每个创作者不是一上来就知道该怎么做的。《风雨送春归》是大家看到的，我电脑里另外百余万字的稿子是大家没看到的。创作是一个不断锤炼自己，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提升的过程。
记者：你创作的灵感来源？
吴东：来自对社会和现实的思考，来自我的价值观跟社会现实的碰撞。我不是纯文学作家，这是我的定位，我更愿意称自己是创作者。创作者，创新是第一条的，所以，我有我独特的关注点和观察社会的方式，寻找我需要的东西。能够对社会有正向引导的，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如果我去关注历史，那也是为了现代和未来。
这种思考是经常性的，所以我跟别人聊天，或者看新闻，有时候会走神。听到一件事就会去想一下，在创作上有没有价值，能不能给我的价值观穿上衣服。壳子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现象的思考，关键是给社会输出怎样的价值观。
记者：作为写作者，你如何看待与读者共情，你怎么抓住时代的痛点？
吴东：共情，我可能考虑不是太多，我思考更多的是怎样创造一个世界，而不是去反映或者呈现一个现象。
创造，是物质加物质产生另外一个东西，是化学反应，我们的创作从时代中提取事实现象，产生化学反应，再经过艺术加工，创造一个拥有价值观、世界观的世界，它扎根在现实，但不是现象的直接呈现和反映，是剖开现象，挖到下面更深的地方，创作者赋予它精神内核。
记者：嘉兴作为家乡，对你的创作起到怎样的作用？
吴东：家乡肯定是没法回避，有意无意都会出现。《风雨送春归》里涉及的一些地名，比方钟家埭村、李家斗，嘉兴有很多类似的地名，像我家叫南兜里村，这些信手拈来，就放进去了。
嘉兴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你在外面一说到嘉兴人，人家就会把对嘉兴人的整体印象放到你身上来，比如嘉兴人比较实在、为人处世比较温和。我确实也是典型的嘉兴人，这影响着我的性格特点，是融入血液的，很难改变。
记者：嘉兴人崇文厚德，有很多文学大家，这对你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影响？
吴东：这点影响倒不明显，小时候的印象都是来自课本，比如茅盾，真正接触嘉兴文学家，慢慢去留意寻找嘉兴的痕迹，是成年以后了，但这种城市气质多多少少影响到我和我笔下的人物。
记者：接下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吴东：我们创作了一部电影，已经在筹拍。2018年开始酝酿，2019年初稿出来了，也是现实题材，关于职场女性权益保障的。
女主角的姐姐遭到侵害后自杀了，她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层层剖析、抽丝剥茧，把幕后黑手抓了出来，有推理悬疑的因素在里头。
选择推理悬疑，不是刻意的，我关注的是现象之下的本质，只是选取了一个适合的方式。
这跟我们新闻有点像，抓选题的时候，是不是能把本质抓出来，考验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对整个现实的判断。我的选题是关注整个社会，在创作中，我会把以往相关的作品拿出来比较，然后看看我们国内到底这样的选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考虑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