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锦
说起明末的抗倭英雄，世人首先想到的总是戚继光、俞大猷、胡宗宪等赫赫有名的少数几位。他们的历史功绩固然可以名垂青史，但同时代的其他抗倭将领，同样不应该被遗忘。宗礼，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京杭大运河桐乡段上的抗倭事迹可歌可泣，为后世所传颂不绝。
官兵战败鸟兽奔，赴援独有宗将军
清人徐畿在其所作的《宗将军歌》中对这场抗倭战役有过一番生动的描述：
嘉靖之季岁在辰，倭寇犯我城西门。
官兵战败鸟兽奔，赴援独有宗将军。
将军陈张左右翼，手奋大刀乱斫贼。
头颅满地血淋沥，血光溅刀刀为赤。
皂林驿口齐吹螺，摩兵转战剿群倭。
见贼杀贼贼愈多，千队万队屯长坡。
重围格斗宝刀折，城头鼓死救兵绝。
将军怒洒一腔血，偏裨副将同徇节。
吁嗟乎！秀溪之水滔滔，将军战血何时休。
诗人所处的时代毕竟与那场战役相去甚远，其题旨更是以追怀和赞颂为主，对战况的描述总归还是多了一些凭空的想象。要知其然，还得翻翻史志，或能借此走近一段更加具体可感的抗倭往事。
徐畿所赞颂的“宗将军”即宗礼，《明史》有传，但与阮鹗一起附于胡宗宪传中，寥寥不过数十字。关于宗礼，世人所知甚少。他字周道，生年不详，可以确切知道的是阵亡于嘉靖三十五年的那场崇德保卫战，卒年当为1556年。其籍贯众说纷纭，《明史》作“常熟人”，明王稚登《宗将军战场歌十首》却作“关中人”，清周拱辰《绣溪桥吊宗将军赋并序》又作“河朔人”，《光绪桐乡县志》则云“其先常熟人，籍隶燕中”，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折中的说法。
对于他的生平履历，各种史籍多笼统表述。《明史》以“骁健敢战”赞誉他，此后周拱辰《绣溪桥吊宗将军赋并序》说“少知兵，善骑射，号猿臂手。嘉靖间，以武闱第一人授游击”。张廷志《宗都督碑记》称颂其“天授奇勇，娴韬略，善骑射，乃河朔骁将”。《光绪桐乡县志》则云“少知兵，善骑射，骁健敢战”，大体是对前人记述的沿袭。王稚登还说其“骁腾善战，约束士伍有古名将之风”，应该也大体不错。
作为一名武将，他原本只是明朝千百个将领中的普通一员而已。历史之所以记住了他，是因为他作为嘉靖年间那场抗倭战争的参与者，不仅作战英勇，还以身许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话要从嘉靖三十三年（1554）说起，当时倭寇祸乱东南，倭首徐海、叶麻、陈东等以乍浦、柘林为巢穴，屡屡骚扰沿海一带地区。在浙江，倭寇的战略是先取嘉兴，再顺着京杭大运河攻打杭州，因崇德县（今属桐乡）系大运河上嘉兴至杭州间孔道，徐海便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拥众来袭，势在必得。
当时，浙江的现有兵力严重匮乏，形势岌岌可危。正巧，此时与刚刚升任浙江巡抚的阮鹗素有交往的参将宗礼率领河朔兵八百人途经浙江，正要前往福建驻防。阮鹗便通过“总制七省”的新任总督胡宗宪，“檄将军尾倭”，这才解了燃眉之急。危急时刻，阮鹗还没等任命书到达就带着宗礼“卷甲趋救”，增援嘉兴。
关于此战的经过，《光绪桐乡县志》卷十“官师志”在宗礼传中写道：
公率其徒持一日粮，仓卒遇倭于崇德之三里桥，三战三捷，取其两魁，斩获无算。明日复战，士有饥色，公奋杀，复取其魁，贼狼栗欲窜，中有附贼者，曰：“孤军易与耳。”教以分族夹攻，令无得食。明日复战，士饥甚，公统兵不满九百人，杀伤甚多，会前锋中贼炮，公亦被重伤，军无救援，兼乏食，叹曰：“臣力竭矣，死当灭贼以报国。”斩己所乘马，遂自刎。
对此传记后所附的张廷志《宗都督碑记》有更详细的描述。光绪《石门县志》卷五“武备志·兵防”亦有相近的记载。综合这些文献可知，胡宗宪委派宗礼屯兵崇德，自己则驻守塘栖。胡宗宪将宗礼带来的河朔兵的精锐部分也留在了塘栖，宗礼只带了一小部分军士前往崇德。待与徐海在崇德三里桥遭遇后，宗礼便携裨将霍贯道、侯槐、何翔等以五十骁骑迎战。
首次交锋就三战三捷，取其两魁，杀敌百余人。第二日复战，尽管腹内饥馑，还是在石门再次取得了胜利。经过几个来回，徐海显然发觉到了宗礼的弱点，认为其孤军深入，缺乏外援，便对其分头夹攻，以形成包围之势。不想宗礼等越战越勇，一直追寇至皂林的绣溪桥（又作秀溪桥，亦名三里桥）。
尽管连日未得进食，宗礼还是以超乎想象的毅力率部空腹血战，左冲右突，将兵均显得格外英勇。面对宗礼的顽强抵抗，兵力上占据优势的倭寇起初“惮其威，弗敢近，乃退”。在逃跑之际，有倭寇爬上龙翔寺的鸱吻远眺侦查，这才发现宗礼一行“踽踽残师”，已是强弩之末，于是“贼复猖恣”，施以疯狂的反扑。宗礼及其部属终因寡不敌众，血洒疆场。
宗礼是在知无退路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先斩了自己的坐骑，将两个倭寇投于绣溪桥下后拔剑自刎的。对这场战斗，我们从相关记载中可知，“枵腹血战”只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更要命的是追敌至皂林时突然刮起一阵疾风，把火器上的火药吹散，将士们只能与倭寇短兵相接，以一当十，可见其惨烈之状。
此役在当时反响甚大，钱塘诗人田艺蘅闻讯后当即写下了长诗《秀气桥行并叙》（“秀气”当为“绣溪”之误），表达自己对宗礼等英烈的崇敬之情。其中有句云：
摐金伐鼓语儿乡，吴越从横古战场。沙渚塘边日已落，桐乡城外月无光。岐旁列阵四面敌，通宵至晡不得食。人如蜗缩马如狗，欲挽强弓无气力。千人一呼犹足支，慷慨不负并州儿。孤军援绝贼且易，黑云压垒风离披。一半伤残一半死，将军独泣麾未巳。自言许国不顾身，厉鬼还当报天子。
诗人细致传神的描述，一下子将我们带回了刀光剑影的厮杀现场。皂林为此不再只是小桥流水的清丽之地，它还是英雄的魂归之处。清乾隆进士濮启元行舟至此，亦有《皂林渡》诗写道：“绣溪遥接武陵涯，漠漠烟横古渡斜。河朔兵过倭寇灭，人家零落遍桑麻。”古渡借英烈而扬名，英烈的事迹则在桐乡段运河两岸世代相传，至今不绝。
至今英气在，祠宇枕寒流
宗礼的阵亡，在当时的朝野都引发了强烈的愤慨。明政府先是按惯例追赠官职，追封谥号，后又在其就义之地皂林绣溪桥畔建起了褒忠祠，每年春秋两季致祭。
据《光绪桐乡县志》卷三“建置志上”云：“褒忠祠，在皂林秀溪桥左，祀明都督宗礼。隆庆间敕建，以从征死事者十五人配享，有司春秋致祭。”编纂者声明是依旧志并新纂，但仍存有疑惑，为此加按语说：“与宗礼同死难者尚有霍贯道、侯槐、何翔三人，旧志列入《忠贞传》。而此处配享十五人中，转无其名，殊不可解。渔户修复祠宇，沿其旧额，题曰‘宗扬庙’，亦不可解，俟再考。”
令《光绪桐乡县志》编纂者不解的有两点：一是霍贯道、侯槐、何翔三人不在旧志的名单上。关于这一点，宋咸熙将王稚登《宗将军战场歌》十首收录《桐溪诗述》时加了按语：“《府志》，与礼同时死事者，尚有宋应澜、杨巨、王相、霍贯道、侯槐、何翔本（一作何翔——笔者注）、赖恩、李锡诸人。见《嘉禾征献录》。今从祀忠壮祠者，只霍、侯二人，《县志》亦失载。”宋咸熙按语中的赖恩、李锡也不在《光绪桐乡县志》的名单中，到底如何，尚须进一步考索。二是咸丰年间褒忠祠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此后沿岸渔民捐资重建时将祠名改作了“宗扬庙”。再往后，“宗扬庙”又演变成“宗阳庙”，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宗扬庙自建成后，成为京杭大运河岸边的一处风景名胜，沿运河南上北下的文人墨客无不在此驻足流连。诗人们也常被当年宗礼英勇无畏的抗倭事迹所打动，触景生情，便常常以诗抒怀。明代的风流名士王稚登曾作有《宗将军战场歌十首》，有句云：
河边枯髑髅，金镞射为窟。入时何太深，碎骨始得出。围中鼠雀尽，城里日传飡。为鬼已灭贼，何时灭贺兰。本谓江南乐，佩刀居帐下。渔阳饮飞士，无一生还者。
当时将士勇毅格斗的场面如在眼前。
入清后，虽经改朝换代，宗扬庙仍存。清代诗人对前朝的抗倭英烈，依旧心生敬仰。落魄书生郑以嘉有《皂林宗将军战倭处》诗咏道：
烟柳烟芜际，萧条水驿秋。
时平烽火静，事起阵云愁。
转战悲杨业，成功让阮脩。
至今英气在，祠宇枕寒流。
诗人吕堃也感受到了穿越时空的勃发英气，其《谒宗将军庙》诗显得更为慷慨激越：
报国有雄心，名成皂角林。
悲风声激壮，落日气阴森。
援望石门绝，烽传幕府深。
百年崇报赛，箫鼓闹江浔。
直至晚清，本地人对宗礼仍然葆有崇敬之心。严辰在其编纂的《光绪石门县志》中特设“桐乡八景图”，其五即为“双桥凭吊”，有诗道：“东西驾双桥，南北见两塔。桥下古战场，行人勿轻踏。一将十八裨，庙祀申褒答。至今霜月夜，灵旗犹飒飒。”
除了文人的推崇，宗礼在民间社会也被尊奉为地方神祇，特别是被大运河沿岸的渔民船夫视为保护神。因民间误传宗将军是在重阳节殉难的，每年从九月初六开始，便在宗扬庙中举办声势浩大的庙会，直至初十才结束。那时运河塘两岸的渔民分作几个帮派，他们就约定轮流出钱，同时请两个京戏班子演对台戏以酬神。每到这个时候，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烧香，看戏，放焰口，运河两岸一时间热闹非凡。
抗战爆发后，桐乡于1937年被日军占领。因宗扬庙位于运河交通要道，日军在此安排了重兵把守。当他们发现庙中悬挂有“抗倭忠烈”“荡倭安邦”“兴华灭倭”等匾额后，便一把火将其烧毁。
抗战胜利后，本地渔民通过集资重建了庙宇三间，并于1946年重阳节举行了公祭。据《桐乡年鉴（1946年）》记载，公祭在宗礼墓前举行，由县长范文治主祭，尽管天上下起了阴阴秋雨，仪式还是在雍穆庄严中得以顺利举行。
随后由于内战爆发，民不聊生，宗扬庙已无法恢复如初。新中国成立后，庙宇一度被改成了粮管所，后来墓地连同塑像又被彻底捣毁。今人所能见到的是位于龙翔寺内的宗扬将军殿，香火虽然未断，但殿宇矮小逼仄，这与宗扬将军昔日的风采实不相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