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绍桐
吃饭，是小事，谁不天天吃饭？但吃饭，又是大事，否则怎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记忆中，吃饭，还真是个大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尚年幼，父亲赋闲在家，没有收入，只靠母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小小年纪的我，天天看家中米甏，有米，就不愁今天没饭吃。
学生时代，我曾经一口气吃下七碗和青菜、毛豆、南瓜一起煮的糊涂面，午睡醒来又吃下带回寝室的一碗糊涂面。如果下午有劳动课，中午就蒸十二两（合现在七两半）米和黄豆混合的饭，才不至于劳动时肚子饿。同寝室的同学，一次回家带来自家种的包心菜和蚕豆瓣，分给室友们。大家把包心菜、蚕豆瓣和米加少许盐一起蒸，这饭又香又糯，好吃极了！
为了能吃饱，人们没少想办法。当时的居民食堂里，想了一种办法，提高出饭率。煮好的米饭很蓬松，不黏在一起，同样半斤饭票打的饭，比平时多了不少。于时，吃的时候可以少吃一两二两。当时，确实觉得吃饱了，但不顶饿，还没到下一个饭点，肚子就饿了。不少人家就煮粥吃，一两米煮成饭和煮成粥，吃时的饱腹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耐饥程度也不一样啊。人们除了用红薯、南瓜、玉米果腹外，那些花菜的叶子，特别是巨大的菜梗，本是扔掉的，因为煮熟后吃起来“粉糯糯”而得到家庭主妇的重视，舍不得丢弃；还有和美人蕉的根很像的蕉藕，尽管这东西吃起来一点也不软糯，但能填饱肚子，也就在饭桌上逗留过一段时间。油厂里榨花生油、豆油的渣饼，香喷喷的，能想法买到，和在粥里，好吃极了。
吃饭的多少，也成了衡量人身体是否好的标准之一。不说男子吃饭结棍，就是女子也一样，特别是农民、工人，不吃下去，繁重的体力劳动怎能胜任？多少年来，在人们心中，如果生了病，只要饭吃得下，这点病就不算是病，不会去就医——能吃得下饭，怕啥？
吾地吃饭时，父母要求小孩子不能浪费，碗中的米饭要吃得干干净净，如有一粒米饭掉落，哪怕是落在地上，也要捡起来吃下，老人一边拾，还一边说：“罪过！罪过！”那是对粮食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
那时的吃饭，真是“吃饭”，很纯粹，“只管吃饭，不问啥菜”，咸菜是当家菜，素菜是主力军，肉和鸡是稀客。菜烧得都很咸，这样菜可以省着点吃，剩下的菜汤里盛些饭，拌一下就吃下去了。肉汤、鱼汤当然顶好吃，可惜不多，螺蛳汤既常有也美味，家中小孩子多的，往往抢要这个汤。
只有在春节时，才有比平时多得多的菜。尽管只能敲敲鱼头，看看大肉，这些硬菜要请客人吃的，但是水笋干和油豆腐还是可以敞开吃。这时小孩子们往往会“年饱”，眼睛里看得进，肚皮里却吃不下。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请人吃饭，其实是请人丰盛地吃酒、吃菜了。
（作者系退休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