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家煜
春节前后，每次路过吉庆街，看到路边菜摊上堆着小山样的冬笋，还有农贸市场里每个摊位上招人显眼的冬笋陈列，特别是朋友送来了一份礼盒装的冬笋，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几十年前，在火车上意外得赠的一篓冬笋。
生活物品凭票供应的年代，在嘉兴，冬笋基本不进寻常人家的门。小镇上，春节的冬笋烧卖，即每只烧卖裹好后，在肉馅上加一颗麻将骰子大小，食客一眼就能看到的冬笋，是一年一度的奢侈小吃。那是有门路的老字号店家觅得冬笋，引以为豪的时令名点生意。
1979年，改革初起。厂里派我和系统内一家工厂的小唐，结伴去南方五省“闯市场”。12月底的一天，半夜里在福建中转去厦门，我俩凭无座票上火车后，便习以为常地去了车厢连接处。火车启动后，一个像守在车门口的乘客，突然用手碰了我一下，唤我一声“同志”，闭目养神的我，睁开眼，诧异地看着他。“你刚刚上车，谢谢你帮我去补张到厦门的车票。”那人诚恳地说。“你不能自己去补？”我不解地问。那人靠近我一步，轻声地对我说：“我做点小生意，从上海上车。车票遗失了，这时去补票，要补全程票，那么，我这趟生意要亏本了。你凭旅馆发票，车票就可以从这个站补起。”我明白了他是要避免“逃票”的处罚。那年月，走南闯北的供销人，都有点与人方便、能帮则帮的豪爽性。于是我接过那人递来的五元纸币，挤到列车服务席，出示旅馆发票，没有一句闲话，立马补到了车票。回到我的“位置”，昏暗的车门边，我将车票和一元几角找头，塞到那人的手里。他眯着眼，连声谢谢。随后说是几个座位下有他的货物要照看，便消失在拥挤的车厢里。
从厦门返回嘉兴，我们买到了午间发车的座位票。笃悠悠坐等车轮为我们消磨这千里路程的时光。几个车站停靠后，过道上挤来一个乘客，他瞟了我一眼，惊喜地说：“是你！这么巧。”我也认出了让我帮补票的他。他说：“我把这里的土特产卖到上海。拿上海的工业品到这里卖，人辛苦点，两头赚点。”说罢，他笑嘻嘻地对我说，“等等，我拿点东西给你。”不久，那人塞给我一篓有五六斤重的冬笋，说谢谢我上次帮忙。
十几只冬笋，封存于竹篾疏编的篓子内。那橄榄状的竹篓，既实用，又便携带。这就地取材的特色包装，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冬笋走出大山的第一代着装。
那年的年夜饭，我和小唐家的炒三鲜，除了胡萝卜、茭菜梗、豆腐干，多了一点难得的冬笋片。
这位不知名的福建人，在特殊的环境里，敢于长途贩销，冲击“投机倒把”的樊笼，为市场开放，活跃农副产品与生活用品的互通有无，当了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敢为人先的嘉兴人，就是把人们餐桌上的蔬菜，打造成了华东最大的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入冬，成吨成吨的冬笋，从这里销往四面八方。
冬去春来。冬笋包装，更新换代。一篓冬笋的出镜，演绎的是农副产品市场化大剧中的一个桥段。不过，我总觉得竹篓装的冬笋角色，更贴切它山货的纯朴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