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净
一如钟桂松先生所说，“写出了一代人共同的往事和经历”……
俞尚曦先生的《三千里路船和橹》由其老友钟桂松先生作序，女儿俞正澍写跋。按照读书人的旧习，书成之后，格外珍视，多会作序写跋，有时自己动手，有时请托他人，而序跋所托之人，非亲即友，原因无他，盖亲友相知久深，是文章最好的读者。由此亦可见，作者对自己文字的珍重——他期待着文字知音。
书分三章，分别是“乡情正浓”“此情可待”“往事如昨”。首章聚焦故乡洲泉，特别是南泉村独圩廊，梳理历史演变，钩沉乡邦人物。次章着笔家族师友，述往事，忆亲情。尾章倾墨于个人经历和见闻，感身世，慨浮沉。
书名曰《三千里路船和橹》，“三千里路”非为实指，极言路程之遥；“船和橹”意指作者插队时期的船民生涯。以此为书名，似乎略与书中内容相违，因为作者的船民生涯均写在尾章，首次两章与船民经历相去甚远，分别是怀念故土和回忆亲友。既然如此，作者为何以偏概全，执意取名为“三千里路船和橹”呢？
我想，个体生命中总有一些关键他者和关键事件，这些人事来到生命中，彻底影响和改变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无法忘怀，每在夜深人静之时，浮想沉吟，长吁短叹。
我想，那充满屈辱与成功的船民生涯，就是尚曦先生生命中的关键事件，令其无法忘怀，以“三千里路船和橹”为书名，既见事实，也可见它在生命中的位置和分量，更可体会人生在磨难远去之后“志以明怀”的意味。
书中有证，尚曦先生先后以四篇长文记述了他插队时，从什么农活都不会做的“眼睛架子”到一名可以掌舵行船的人的经历。女儿正澍也在跋里述及，父亲多次表示，船民生涯“给予他在往后的岁月里与困难抗争的勇气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当然，念及尚曦先生的志书编纂经历和地方文史专家身份，我想他倾注笔墨细述船民往事的经历，除了那确实是个人生命中弥足珍贵的经历这个原因之外，其深意可能在于那段个人经历是有其时代因素的，因此详细记录此一史实，既是在写个体，也是在写时代。这和他在方志编纂中领受的“实录”精神有关，也和他存史的考量有关。由此，他的个体的、地方的写作也就具备了公共书写的意义。
依我的观察，一如国史与方志，就写作来说，也存两种情况，一为公共书写，一为地方书写。所谓公共书写，是指超出一时一地而进入国家和历史视野的写作。比如陈寅恪的史学写作和王国维的学术评论，早已进入我们的公共视野，为全民所共享。所谓地方书写，则指那些致力于地方文史、乡邦人物的写作，此种写作为整理地方文史，延续地方文脉作出了极大贡献。比如全国各地镇志从业者的写作，即可视为此类。以桐乡为例，乌镇乐忆英、濮院王立的写作有不少即为地方式写作。
地方书写和公共书写是互为补充和影响的。以尚曦先生此书首章为例，他梳理洲泉一地的演变史，不仅写到北宋南迁有二十余家中原士大夫落脚于此的史实，还写到了洲泉“千年吴”大家族名人辈出的现象。要知道，尚曦先生先后经手整理编纂过《桐乡市旅游志》《洲泉镇志》《崇福镇志》《凤鸣街道志》《乌镇志》《福严寺志》，又著有《桐乡书画篆刻人物》等。得益于尚曦先生对文史的熟稔，他在此章中的书写虽然落脚于狭小的故土，却是着眼于宽阔久远的历史的，他的眼光并没有受限于地方视角。
就是在本书的次章回忆亲友的部分，以《父亲》一文为例，除了感人心魄的血亲之情外，尚曦先生父亲的经历和命运也颇能引起人对时代的感悟和体思。据《石门黉案册》记载，其父俞琨先生是光绪廿四年秀才。他能诗善文，书专行楷，入过同盟会，早年与陈英士过从密切。
当然，尚曦先生的《三千里路船和橹》，远不止我读到的这些。我认为，那些对故土的深沉之恋和对亲友的赤诚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价值，让我们能在其中感到人情之暖。如今，当年的苦难已化为生命的记忆和精神的资源。而那写出的文字，一如钟桂松先生所说，“写出了一代人共同的往事和经历”，这也许就是地方书写的公共意义吧。
（作者系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