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钊
过去的一周，令人痛心的是李文俊、杨苡两位翻译大家在同一天辞世。
李文俊先生是第一个把福克纳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杨苡先生是首创“呼啸山庄”译名的翻译家。
文学百花园里，翻译者像是隐身的存在，他们甘于平淡，默默耕耘，用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将另一种文明成果介绍到中国。而当我们重新聆听两位翻译家以精妙的翻译理解作者的“声音”，回望他们在文学史里前行、成长和变化的身影时，也更能理解到，阅读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改革开放初期，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学迎来了万象更新的时代机遇，经历了空前的黄金时期，李文俊和杨苡先生两位翻译家在此期间正扮演着“盗火者”的角色。
1979年，时任《世界文学》编辑的李文俊将卡夫卡的《变形记》翻译进国内，这篇用象征、细节描写等手法对“人变成甲虫事件”进行艺术再造的文章，给如饥似渴的中国文坛带来强烈的震动，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大规模翻译的标志性事件。
而作为五四运动同龄人的杨苡先生，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这部代表译本于1980年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后，受到极为热烈的追捧。之后多年，该书反复再版，为无数中国人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在由广大文学家、翻译家等共同创造的文艺繁荣时代，像李文俊和杨苡等译介的大量西方文学著作也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强烈的碰撞和冲击，引发莫言、余华等一代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反思，并由此唤醒和激活了他们记忆深处的生活感悟和创作灵感，进而开启了一段中国作家全新的文学旅程。
茅盾曾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将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可要将不同文化土壤里诞生的文学经典转化成另一种文字，不仅要求译者具有选择作者的锐利眼光和极高的外语水平、文学素养，更要求译者具有下得了苦工、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品格，才有可能创作出等同于原著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的译作。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的作品以艰深著称，李文俊在翻译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等作品时，一天只能翻译数百个字，最终凭借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毅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翻译了与福克纳有关的译著足有百万字。
而杨苡先生身上，同样体现着文学翻译家的执着和韧劲，她受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大家的影响，以《呼啸山庄》为开端走向了翻译人生，先后完成《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等经典译作。她除了是翻译家，也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进入古稀之年后，她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工作，还出版了《青青者忆》《雪泥集》《自己的事自己做》等文学作品。
李文俊和杨苡等翻译家，带着一代代读者饱览远方的风景，带着一代代读者守望麦田，让我们的阅读和心灵生活更加饱满、富饶。
作为读者，能与他们耗尽心血的译作相遇，是一种幸运，他们以精妙的翻译让我们理解作者的“声音”，更以人生经历带给我们无尽启示。他们永远“活”在文学圣殿的中央，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不会远去。
李文俊
杨 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