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也好，归家也罢，拥挤的车厢也好，舒适的飞机也罢，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们不分彼此，都是旅行者，在漫无尽头的路上。
■麻春雅
许久没有乘坐公共交通了，竟也开始怀念起那年春运的绿皮经历。
那年新年伊始，在嘉兴站与闺蜜分别之后，临时买了票，上了一辆绿皮，一路缓缓向西南方向开。到了杭州站，下了三个姑娘，留下了一盘瓜子壳；上来三个男人，将大大的行李箱和行李袋举过头顶塞进行李架，又往座位底下挤了些不规则的袋子，还塞了个小小的电扇。我把腿缩在一旁，唯一舒适的大概是两把在月河老街买的鲜花，它们躺在靠窗的小桌儿上，含苞待放。
坐我边上的大叔甲像极了《都挺好》里的苏大强，他收拾完毕，和对面的大叔乙聊着自个儿身上的新衣服，对方也笑盈盈地回应着，是啊，是该给自己买件好的衣服回家过年了。
短暂的尬聊后，大叔甲盯着桌上的花，又盯着我，问道：“这花，能种不？”果然这与绿皮并不搭调的玩意儿轻轻松松成了车厢里素不相识的人的话题。我笑：“不能，插花瓶里就能开。”他又问：“能开几年？”“没几天就会谢。”“那还能种土里不？”“不能，就丢了。”“啊，就丢了，也不能种。”
大叔甲似乎觉得很心疼，在得知了两把花的价格可以换他新衣服的一个袖子的时候，不再和我聊天，只是看看窗外，看看花。大叔乙倒是拥有更多返乡的喜悦，欣欣然与甲分享着种百合的经验，种百合啊，是种它的根茎，就像一个大蒜。
“我发现……”一起上来的第三个男人年轻些，坐我对面，不说话的时候就看着铁路两边的高楼，他为数不多的几句话的开头都是“我发现”，“来这儿打工的好多某地人。”
绿皮火车上，大概最能让大家聊天取暖的，除了谈论家乡就是分享打工经历吧，开三轮，做装修，云云。年轻男人说：“我发现，和我一起打工的那些人都买了车，七八万元的……”然而当我们试图接话的时候，他或者朝着窗外不说话，或者祥林嫂似地来上一句：“我发现，和我一起出来打工的人都买了车……”于是便没人再接他的话茬，在他说“我发现，这边的人都把房子隔成好几间出租……租给我们干活的……六百一间呢”的时候，我们只往窗外望着杭州城郊的农房，不再多搭腔。
总有人说，坐绿皮是比较糟糕的体验了。我坐得不多，又总是选择性失忆——拥挤、闷热、嘈杂，似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倒是毫无做作（没法做作）的环境来得太过真实，还有那些陌生生活里的诸多影子，也太过生动，譬如两位大叔和那位“我发现”。
绿皮给人诸多印象，比如啤酒瓜子花生米和“腿收一下”，比如扑克牌和流动的座位。在一个该让座的年纪，我被让座过，还是无座的人让的我。
那是哈尔滨北上漠河的列车，硬座。第一次坐那么久火车的我在天黑后试图走去更多车厢，活动筋骨。仅到第三个车厢，便无法前行了，地上满满的都是塑料桶，不知里面装着食物还是杂物，有人坐着，有人倚着，一群人聊着等天亮。
忘了怎么被注意到，有个大叔一听我到漠河便兴致勃勃地说起漠河的野生蓝莓可以采摘了，这次回去正要采呢。没几句话的工夫，便有人站起来说，这个桶给你坐，淳朴得毫不突兀。自然是没坐，待到一站到，便出车厢往回走。就是在那站着呼吸的几口新鲜空气成为了那趟行程的滤镜——只记得心情极为舒畅，看着人家大包小包下车上车，自己两手空空沿着列车回到自己车厢口，与乘务员说“车票在上面呢”，他笑着允我上车，没有冷冰冰的验票与恶狠狠的责骂。
公共交通而已——飞机也不过是空中的公交，鲜有人开着私人飞机与私人游艇；总还有人选择十几二十小时的硬座回家，那并不是避开绿皮就能避开的生活方式。如曹文轩《前方》所言，人生实质上是一场苦旅。离家也好，归家也罢，拥挤的车厢也好，舒适的飞机也罢，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们不分彼此，都是旅行者，在漫无尽头的路上。
多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既如此，在绿皮车厢内聊聊花儿，也有些美好。
（作者系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