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乾
看着曾时常挂在父亲胸前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徽章，父亲的过往历历在目。
父亲离开我已有30天了，享年86岁。父亲是他那个年代的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帅气乐观。喜欢歌曲，就在不久前的5月6日还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阿瓦人民唱新歌》。我曾有个想法就是带他去一次卡拉OK，现在也只能是想法了。也许是出于一种担忧，前次他唱歌时我私下录了音，想来也不是那么遗憾，这倒真成了绝唱。
父亲曾是生产队副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连长，调解员，生产队农业技术员，记分员，多年的粮食保管员。
父亲责任心强，最心痛生产队的粮食。时常一个人在晒坝里顶个草帽翻晒。我小学放学回家要路过晒坝，时常也会被他派去看晒场驱赶麻雀。大热天的中午，我被川东北特有的小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他似乎也不心痛，也从未安慰过我。正因为父亲对粮食的珍惜，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看山（意即巡山）制度，还在全公社推广。没想到他提出的看山制度同样惩罚了我。我小学时的某天中午，我家房后社员们正在挖红苕，我因捡了个小红苕往嘴里塞而被抓住。那段时间父母要出工却不计工分，还得看山。出事后的那天下午我一直胆战心惊，让我意外的是，晚上放学回家居然没有挨骂，也许父母也深深体会到我吃不饱饭的滋味。也正因为父亲珍惜粮食，所以他很看重土地，喜欢精耕细作，70多岁还在劳作，84岁还种小菜。
父亲从不损公肥私。分粮时我们家5口人的粮也没比别的5口之家多过，甚至有时我们家分的红苕还是分到最后被挑选留下的。小时我们家一日三餐都是喝菜多米少的稀饭。在我们当地有句话——渠县人喝稀饭，飞机上都听得见，我家就是这个境况。一家五口的夜饭，一斤面条还得留下那么一小指。为填肚子，母亲会在面条里加上些萝卜丝等蔬菜。母亲经常表扬我先苦后甜，总是先喝完汤后再吃面条，实际上只有那么点儿，稍不留神就没有了。我小时候深夜经常饿醒，饿得肚子疼，有时饿过头了会流清口水。就是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下，掌握着近300人口粮的父亲也未随身用衣兜装点生产队的粮食回家，这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父亲讲原则，遇事爱较真儿。因不愿给偷奸耍滑的恶人多记工分差点挨打，因催亲戚家还生产队的撮箕闹得两家不愉快。给社员分口粮时斤斤计较，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他的较真儿似乎促成了他做什么事都一五一十的习惯：他花钱要记账，拿他的话说就是该花的不少花，不该花的不乱花；他与人打交道时总要把账算得很清楚，不捡别人便宜；他爱计量，前些年他给我拿点家里的红苕粉等农副产品也得称一称。
父亲因正直而显得“死板”，爱挑村里或乡上工作的毛病，晚年还经常说这里那里的“不是”。我敬重父亲，就是敬重他做事一是一、二是二的“死板”。我传承了他的性格，所以我参加工作后在企业尽心尽力地工作。尽管生活不易，但我从未后悔过。
父亲手很巧，会篾活，能打扇子等生活用品或织背兜扎扫把之类的农具，且十分耐看。
父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业技术员。他向生产队的年轻人传授蚕桑养殖技术，带着他们嫁接桑树，会高温窖育红苕种等。正因为如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父亲每月还能从供销合作社领到3块钱的“工资”，这显然会招致部分心眼小的人羡慕嫉妒恨的。父亲对农时谚语等张口就来，我曾想把他说的这些零零碎碎的经典语句整理出来，却因与父亲相处时间太少未能如愿。
父亲一生很不幸，他还不记事时父亲就去逝了，未成家时母亲也离开了，43岁时妻子去逝了。父亲的不幸实际上也是我的不幸。尽管如此，父亲很坚强，印象中只看到他伤心地哭过一次，那是我母亲去逝后的第二天，他在丈母娘面前哭得很伤心。那时我才小学毕业，也是那时我才知道大人也是会哭的。
父亲对家人的责任和爱不擅于用言语来表达，只是默默地去做。为给我母亲治病和供我读书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母亲瘫痪三年，那时的我又想鲤鱼跃龙门，他借东家还西家，甚至还远去渠县农场借过钱，虽然如此，但他从不失信用。为养活我们兄弟仨，我母亲去逝8年多后他才再婚。为治疗我严重的关节炎，几乎不进城的他居然来渠县中学给读高中的我送过药酒，并且十分有效，用过之后就再没有痛过，以至于30多年后他还在自责，没有记住那个方子。
父亲对我们兄弟要求严格，既要说教又要打人，我们那个年代挨打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父亲对我们兄弟仨的教育方式似乎也影响了我。
走入暮年的父亲孤苦，甚至有些糊涂，对亲人有些提防和排斥，对以后的日子能否有保障充满担忧，生活质量很差，实际上他完全可以衣食无忧，这与我少有陪伴有关，这将成为我最大的痛。
灯光下徽章熠熠生辉，沉甸甸的徽章是对父亲这辈子最好的总结，是属于他的荣光，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