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部有书刀和砥石的秦俑 西汉错金银铜虎镇 圆形三足歙砚 □文/图 利娜 金秋十月，正是孩子们读书用功的好时节。从古至今，学习用具不断更迭。陕西出土的书刀、算筹、石经，还有一块镇纸、一方砚台，无不映照着古人读书治学的身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部沉甸甸的“文房千年”，看看古代学子的专属学习装备—— 书刀加砥石 秦代文吏的“标配” 古人常用竹简、木牍作为书写载体。书刀，就是古代文人用于修改简牍文字的工具，功能类似今天的橡皮擦。它刀身细长，多为青铜或铁制，柄端常带环首，便于悬挂携带。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厅中，有两件出土于渭滨区高家镇甘峪村春秋时期的环首铜削，除日常劳作功用外，文书处理也是其功能之一。可见至少在春秋时期，陕西地区的文字工作者已经习惯随身携带一把小刀，随时准备削去写错的字。 历史上，有“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春秋》”的典故。孔子对《鲁春秋》做了删改，使其成为后世传诵的《春秋经》，更让“笔削”成为修订完善作品的代名词。古时官吏、学子常随身携带削刀与笔，随时修改谬误。“刀笔并用”的习惯，也让历代文职官吏有了“刀笔吏”的称谓。 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秦陵封土西南处的一座陪葬坑中，发现8尊文官俑。这些陶俑身姿恭谨，腰间右侧悬挂着“削”和“砥石”。这里的“削”就是书刀，“砥”是磨刀石。秦代字写在竹简上，写错了就用削刮掉后重写；砥石则用来随时磨砺刀刃。书刀加砥石，正是秦代文吏的“标配”。 西汉“灞桥纸” 中国早期造纸术的重要物证？ 随着书写载体从简牍转向纸张，书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这一变革的起点，就藏在一面西汉铜镜之下。 西汉“灞桥纸”，出土于西安市东郊灞桥砖瓦厂。1957年，工人们在灞桥一处工地施工时发现一座西汉古墓，出土了铜剑、铜镜等随葬品。考古工作者将粘在铜镜上的纸状物小心剥离，发现大大小小的残片共80多片，其中最大的一片长宽各约10厘米。因出土于灞桥，定名“灞桥纸”。根据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判断，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中将其作为西汉植物纤维纸的重要例证。这些神秘的纸片呈暗黄色，纸面较为平整、柔软，呈薄片状，有一定韧度。出土时，很多人认为它是丝麻织物的残留。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对纸片进行化验证实，原料为大麻、苎麻等麻类纤维，属于人工植物纤维纸。 《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以树皮、麻头、敝布、渔网等为原料改进造纸，所造“蔡侯纸”渐行于世。“灞桥纸”的价值，不在于单凭它是否改写蔡伦发明说，而在于显示关中地区在西汉已出现麻纤维制纸尝试；它与后来居延、扶风、敦煌等地出土的西汉麻纸一道，构成简牍走向纸张的实物线索。古人从铜镜下这张粗纸起步，再到魏晋以纸代简，书写的轻便化由此慢慢铺开。 虽然学界对“灞桥纸”是否属于严格意义的“纸”至今仍有讨论，但主流观点依然将其视为中国早期造纸术的重要物证。可以想象，当古人在这样的纸上写下文字时，一场改变人类文明传播方式的革命已经悄然开启。 象牙算筹 古人智慧的珍贵佐证 现今学子可以使用计算器轻松运算，而古人的计算工具则是“算筹”。 西安南郊神禾原战国秦陵墓出土的象牙算筹，根据筹身施彩的差别，可分为红白筹和红黑筹两个主要类别。其与《九章算术》刘徽注释中提到的古代用于正负数运算的“赤黑算”似有关联，应是此类计算工具的早期形态。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人对正负数的认识与实际运用时间提早到了战国晚期。 那么象牙算筹是什么呢？算筹作为我国古代特有的计算器具，在十四至十五世纪珠算尚未被广泛应用之前，我们的祖先就用它进行各种运算。由于制作算筹的材料通常以竹子为主，而竹筹又容易腐烂，不能长时间在地下保存。而1983年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小河北佑圣宫汉墓出土的一组象牙算筹共28枚，两端齐整、通体磨光、长短相等、粗细均匀，因其质地精良、制作规整、长度合乎古制、保存最为完好，是难得的完整实物，成为研究中国数学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并被选入中学历史教科书。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开放，这套珍贵的象牙算筹又作为珍贵文物辗转来到西安。从此，28根粗细均匀、长短一致的乳白色细棒，在这里静静地展示着古人的智慧。 算筹是十进位制，是我国古代特有的计数方法。算筹的发明时间不可考，但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22年～公元前221年）已普遍使用，并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15世纪的明代，算盘推广之后才逐渐被取代。 用“算筹”进行计算称作“筹算”，其算法严格遵从十进位制，以筹的纵横排列表示数字，空位表示零，可进行加减乘除等复杂运算。中国古代十进位制的算筹计数法，在世界数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也是古代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 中国古代十进位制的算筹计数法，在世界数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把它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的计数法作一比较，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古罗马的数字系统没有位值制，只有七个基本符号，如要记稍大一点的数目就相当繁难。古美洲玛雅人虽然懂得位值制，但用的是20进位；古巴比伦人也知道位值制，但用的是60进位。20进位至少需要19个数码，60进位则需要59个数码，这就使记数和运算变得十分繁复，远不如只用9个数码便可表示任意自然数的十进位制来得更方便。中国古代数学之所以在计算方面取得许多卓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一符合十进位制的算筹计数法。《孙子算经》曰：“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从（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夏侯阳算经》曰：“满六以上，五在上方，六不积算，五不单张。”马克思在他的《数学手稿》一书中称十进位计数法为“最妙的发明之一”，一点也不过分。 从算筹到算盘，再到今天的电子计算器，中国人对数的探索从未止步。那一根根细小筹棍，看似朴素，却支撑起古代数学的一座座高峰。 案头小兽，镇住一纸清风 一方石砚，见证宋人风骨 书写离不开案头用具，镇纸便是其中之一。当风掠过书案，笔染宣纸或纸沾砚墨时，镇纸便起到了稳固纸面的辅助作用。但镇纸的前身，其实是“席镇”。 在椅子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为了防止坐席移动或席角翘起卷边，古人会在坐席四角摆放重物，这种压席用具就叫“席镇”。战国秦汉时期的席镇，常见铜、石、玉等材质，造型多为虎、豹、鹿、熊等动物，憨态可掬又威风凛凛。 1974年，陕西省兴平县西吴镇北吴村出土了4件花斑纹石虎镇，质地为海底沉积岩化石。石虎昂首蹲踞，斑纹天然成趣，既有实用价值，又是一件艺术小品。可以想见，它们曾稳稳压住一张张草席，陪伴主人度过无数伏案读书的夜晚。 随着椅子作为方便坐具逐渐普及，人们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席镇的功能也从压席变为压纸，逐步发展成“文房第五宝”镇纸。古人曾咏：“刻石作狻猊，偶以形模好，儿童竞见知。”正是形容造型精巧的石质镇纸。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1枚白石压纸狮子，正好是诗人所咏的“刻石作狻猊”实物。吕氏家族是北宋著名金石学家吕大临的家族。吕大临所著《考古图》，是中国最早的古器物图录之一。这个世代书香的家族，墓中出土大量文房用品，那件白石压纸狮子虽小，却透露出一整个时代的书斋雅趣。 除了镇纸外，文房四宝之中，以石砚的使用耗材最小，历时最为长久。而一方美砚，更为主人所宝，生前心爱，死后随葬，自在情理之中。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曾出土一件圆形三足歙砚，采上等歙石砚料精制而成，线条挺拔，开月牙形砚池，略呈顺水淌池之势。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后世并称“四大名砚”，歙石产于古歙州及婺源龙尾山，石质坚润，品评多言其发墨如油、不损笔毫，与端砚同为文房重器。这件三足歙砚造型极简，毫无繁缛雕饰，透着宋人崇尚简约的审美趣向。同墓还出土一件贺兰石砚。贺兰石产于宁夏贺兰山，石质细腻，自带天然纹理，是西北名砚。它出现在陕西蓝田的北宋墓葬中，说明当时文人书案上的文房用品流通范围远超我们想象，也映照出长安以西的丝路文化往来。 “文人有砚，如田之有亩。”一方砚台，既是工具，也是精神的象征。宋人将风骨刻进线条，也把心境研磨进那一池墨香里。 《开成石经》 刻在石头上的“官方教材” 开学季新教材如期发放，而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开成石经》，便是唐代学子的官方“教材”。 《开成石经》完整保存了儒家经典的核心内容，这部石经共114石、228面，总计60余万字，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十二部儒家经典；清代补刻《孟子》后，合为“十三经”。公元837年，唐文宗下令刻制《开成石经》时，或许没想到它会成为后世学子的“考试宝典”。彼时没有印刷术，读书人只能靠手抄经典，错漏难免。在该石经刻成的次年，朝廷遂以《太学创置石经诗》作为入贡院面试的题目。此后该石经立刻成了唐代科举考试“必备教材”，国子监的学生们传抄石刻背诵，就像今天的高考生抱着模拟题不撒手。 从一把书刀，到一方石砚；从西汉的麻纸，到唐代的石经——千年时光流转，读书人的案头器物不断更迭，但那份对知识的敬畏、对学习的投入，却从未改变。新的开学季，愿每一位学子都能执笔如刀，削去浮躁与谬误；运筹如筹，算好每一步路；守正如经，在纷繁万象中找到自己的答案。器物有代谢，而读书人的赤诚之心，代代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