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 方
诗圣杜甫的长安故居究竟位于何处，历来众说纷纭。
数年前，我曾在《西安晚报》刊发《杜甫故居旧址小考》，提出少陵原西畔明代杜公祠原址即为杜甫长安故居遗址的观点。杜甫的长安故居系祖上遗产，并非如成都草堂为其亲手所建，加之他有四位同父异母的弟弟，诗中对此甚少提及，这便造成后世难以确定其具体位置的困惑。所幸老屋湮没前，多位晚唐诗人曾亲往探访，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山雨欲来风满楼”闻名、被韦庄称作“江南才子”的许浑，在《春日题韦曲席野老村舍二首》中，对杜甫故居作了具体详实的描述。
许浑（791~860），字仲晦，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丹阳）人，大和六年（832）登进士第。他初入岭南节度使幕府为幕僚，后历任当涂、太平两县县令，不久便因病辞官归乡。大中初年，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时隔不久再次告病还乡，后又任润州司马数年。大中七年（853），许浑被直接调往京城，任虞部员外郎，专管苑囿、山泽、畋猎等事务，随后在乐游原附近筑新宅定居。
许浑对杜陵一带的川原景物情有独钟，早年参加科考时便曾客居于此；后受祖居杜陵的诗友杜牧相邀同游，其《酬和杜使御》中“花时曾省杜陵游”一句，尽显彼时的惬意。乐游原与杜陵相距极近，因此他笔下关于杜甫故居的描述可信度更高。
其一：“绕屋遍桑麻，村南第一家。林繁树势直，溪转水纹斜。竹院昼看笋，药栏春卖花。故园归未得，到此是天涯。”
其二：“背岭枕南塘，数家村落长。莺啼幼妇懒，蚕出小姑忙。烟草尽沟湿，风花临路香。自怜非楚客，春望亦心伤。”
先解读诗题中的关键信息。第一，诗中“野老”所指何人？杜甫素有“少陵野老”“杜陵野老”之称，亦常直接以“野老”自称，唐代众多诗人中，除杜甫外，无其他诗人或翰林以“野老”为号。第二，杜甫曾言“杜曲幸有桑麻田”（《曲江三章章五句》），其故居为何却在韦曲？此处所指的韦曲，实为东韦曲，即如今的牛头寺一带，而城南韦氏家族聚居的韦曲，在其西北方1.5公里的洪固原下。值得注意的是，牛头岭有一条深涧自东向西蜿蜒流出，汇入樊川路西侧的清明渠，形成一处不大的水陂，名为勋荫陂，亦名南塘。这条深沟名为“祈姓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杜氏出于祈姓”，由此可知，祈姓沟即“杜家沟”，是韦曲与杜曲的自然分界线。杜甫故居在沟之北岸，自然归属韦曲范畴。第三，“席”作何解？此处的“席”，指席地而坐。
再对诗句逐一解读。第一首中，“绕屋遍桑麻，村南第一家”，写故居周围遍植桑麻，且居于村子最南端。这所少陵原下的老屋，从祖父杜审言起，已是杜家三代人的精神家园。杜审言在武则天朝历任著作郎、修文馆直学士、膳部员外郎等中央官职，也由此奠定了这所房屋的规制与入住历史。此外，两则史料亦可佐证房屋的历史：一是《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见《咸宁长安两县续志·金石考》），杜并为杜甫叔父，墓志载：“男子，字惟廉，京兆杜陵生……”。二是杜甫为其二姑母所作《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万年县君”是二姑母的封号，其大半生居于洛阳仁凤里，“万年”的出处当与故里相关。杜甫父亲杜闲长期在京畿为官，清代学者浦起龙在《杜氏世袭表》杜闲旁注“家西京如此”，推测杜闲去世前一直居住在这所老屋。故居之所以为“村南第一家”，因再向南便是祈姓沟，无其他民居。
“林繁树势直，溪转水纹斜”，描绘故居周边林木繁茂、树干挺拔，一条溪涧绕屋流转、水波涟漪的景致，与杜甫《夏日李公见访》中的描写高度契合。
“竹院昼看笋，药栏春卖花”，撷取了杜甫往日生活的两个典型细节：其一，杜甫平生爱竹，《客堂》中“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便是明证；其二，杜甫将经营药圃药栏作为重要副业，《上三大礼赋表》中“卖药都市，寄食朋友”亦能印证。
“故园归未得，到此是天涯”，道尽杜甫晚年的遗憾。他晚年“飘泊西南天地间”，后又流落荆湘，始终念念不忘长安故土，《月三首》中“故园当北斗，直指照西秦”便是其思乡之情的写照。然而，战乱频仍，烽烟遍地，他“不死会归秦”的心愿最终落空，《春远》中“故园归不得，地入亚夫营”，道尽这份绝望与悲戚。
第二首中，“背岭枕南塘，数家村落长”，“背岭”指故居北面背靠高耸的土石岭，宋代学者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记载：“勋荫坡，今牛头寺之坡也。”又云：“龙堂在牛头寺之西……地甚平衍，中多植杏，谓之杏花平（坪）。”杏花坪村沿山脚由西北向东南一字排开，便形成了“数家村落长”的景象。这一带的地貌特征，女皇武则天在《游九龙潭》中亦有描写：“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枕南塘”即故居临近南塘，杜甫妻子杨氏曾在南塘捶洗衣物，杜甫《九日五首》中“秋砧醒却闻”的诗句，便是由此而来。清明渠经南塘向西北流，过郑虔庄、韩符庄，直抵鸿固原下的皇子陂（今长安区政府一带），其北岸为塔坡。樊川段的清明渠是改流后的原潏河故道，宽约10米，深约1米，渠底铺有细沙。唐代长安籍诗人韦应物《南塘泛舟》中“轻舟泛回塘，雨微荷气凉”，晚唐温庭筠《游南塘寄知者》中“烟光似带浸垂柳”“杜陵秋思傍蝉多”，所写皆是南塘景致，诗中“烟光似带”的奇观，正是清明渠渠水流淌形成的涟漪之景。
“莺啼幼妇懒，蚕出小姑忙”，以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农家生活图景，耳畔莺啼，少妇慵闲，蚕儿初出，小姑忙碌，有声有色，其中“莺啼”二字，仿若杜甫“自在娇莺恰恰啼”的余韵。
“烟草尽沟湿，风花临路香”，描写祈姓沟中水汽氤氲，如烟雾般沾湿沟边花草，沟旁小道落英缤纷、香气扑鼻的景致。韦曲的花事是杜甫平生所喜，而这条铺满花瓣的祈姓沟小道，亦是他平日往来最频繁的要道。
“自怜非楚客，春望亦心伤”，此处是许浑借杜甫身世抒怀。
许浑这两首律诗，为我们确定杜甫故居位置提供了三个关键地理坐标：牛头岭下、祈姓沟北岸、南塘东岸不远处，而这正是明代嘉靖五年（1526）所建杜公祠的原址。这份巧合看似偶然，实则蕴含历史必然性——创建杜祠的官员，皆是熟悉当地环境的本地人，亦是深爱杜甫、研究杜甫的文化学者，即《创建碑》中所称的“知杜者”。其主事人曾深入考证杜甫的家世与生平，确认此地为杜甫故里，称其“生与寓与宦，皆于其地”，这般深度考证，让杜公祠的选址无可非议。清代康熙朝曾两次修葺该祠，且均有文字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第二次整修时，所立《新修杜公祠记》碑刻明确记载其位置：“上倚崇山（牛头岭），下临溪水（祈姓沟），去平地（南塘塘口）数十丈”，与许浑诗中的记载高度吻合，令人拍案称奇。
晚唐时期，除许浑外，罗隐的诗作也能佐证杜甫故居的位置。罗隐对杜甫极为崇拜，曾千里迢迢前往耒阳凭吊杜甫，作《经耒阳杜工部墓》。他虽是钱塘人，却在长安置有居所，其《寄南城韦逸人》虽是赠给一位隐士的诗作，却处处以杜甫作比，末句“羡他南涧高眠客”，直接点出了杜甫故居的位置。在韦曲及北樊川一带，仅有祈姓沟一条涧水，因地处韦曲以南，故被称作“南涧”。
厘清杜甫长安故居的具体位置，既是对杜甫、对历史的负责，亦是研究杜诗的客观需要。笔者此文及观点，仅为抛砖引玉，望能引起学界的重视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