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勇
一
我的家乡深处秦巴山区，在一个叫神河镇的地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母亲开办了我们那条街上的第一个旅社食堂，成了镇子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个体户，没想到，她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这间旅社食堂的营业场所，就设在我们家里。那座砖石结构的简易二层小楼傍山临河，一楼用作旅舍和自住，高于路面的一层开设食堂。我还记得，食堂的名字叫“文明旅社食堂”，母亲请了一位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给人炒了一桌菜，酒足饭饱之后，书法家提笔在一块木板上写下这六个大字，黑漆白板，母亲郑重其事地把这块招牌竖挂在大门口。
那时候，包产到户在陕南山区刚兴起，人们离开饥饿也才两三年，食堂里基本没什么美食可卖。但母亲硬是发挥就地取材的本事，把我们本地的“两掺面”做成了招牌。
“两掺面”又称“酸菜两掺面”，是颇具旬阳特色的本土食品。做它主要靠两种食材：小麦面掺豌豆面，以及萝卜缨子泡的浆水。先把小麦面粉和豌豆面粉按照七比三或者八比二的比例，充分搅拌揉成面团，然后用擀面杖加玉米面反复擀薄，叠起来切均备用。之所以要掺豌豆面，一方面是因为山区少有大片麦地，小麦面金贵，小杂粮则比较常见；另一方面，这可以让面条变得劲道耐嚼，也体现了本地“既要吃少还要吃饱”的饮食智慧。
浆水臊子的做法也别具一格。旬阳人家家都会留出一块好的平地种一种红皮白心脆萝卜，主要图的是茎粗叶大的萝卜缨子。主妇们割来萝卜缨子，洗净晾干，垒进浆水坛子，倒入凉面汤，再加上借来的“浆水引子”。泡好的浆水透红发亮，是上好的乳酸菌。哪家泡好的浆水要是能被借做“浆水引子”，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主妇们往往会把擀薄切细的“两掺面”下进沸水后，就麻利地切菜炒臊子：柴火锅烧红，放进一块猪板油，冒烟后下葱花、姜末、蒜末和青椒粒，炒香后再放入切成小段的萝卜缨子，稍加搅拌，倒入浆水，此时一股浓郁酸香腾空而起。臊子浇进面碗，一碗热腾腾、酸溜溜、硬戳戳、香喷喷、脆生生的“两掺面”就能上桌了。
二
记忆中，母亲旅社食堂的辉煌，主要就是靠“两掺面”成就的。很多从四乡八里来镇上搭车外出打工的乡亲，或从外地回乡的人们，都会来吃上一大碗。母亲的“两掺面”之所以受欢迎，与她的为人之道和生意之道密不可分。她用的是一种厚壁阔口深底的白瓷大碗，面装至碗的三分之二，臊子汤添到与碗沿齐平。母亲做面极讲究，面条煮三遍，加三瓢凉水，捞出来像煮熟的弹簧，柔韧劲道。在炒臊子的时候，母亲从来不放醋，酸香全凭浆水调出来；萝卜缨子必选泡得刚好的，炒出来的臊子颜色透亮，口感脆生生。最重要的是，我家的“两掺面”价格始终便宜，从最初五毛钱一碗，到我上大学时也不过三块钱。
我至今记得一位常来吃面的叔叔，他好像是山后面一个叫“赤岩”地方的人，长年在外打工，不是在煤矿，就是在金矿铁矿。每次外出前或回乡后，他都会来店里嘱托母亲好好做一大碗“两掺面”。等面时，他常跟我讲打工的遭遇：“每次进了矿洞，能不能活着出来，主要看运气！”面上桌了，他吃一口面，喝一口汤，感叹道，“咱们旬阳人，外出奔命，无非就是为了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两掺面啊！”
之后，有两三年再没见到过他。直到某个腊月下午，母亲和我坐在食堂门口烤火，远远看见一个人背个大包步履蹒跚地走来。等他落座，我才认出是以前常来吃面的叔叔，他蓬头垢面，满脸皱纹，有一个和瘦削身材极不相称的鼓胀小腹。直到吃完一大碗“两掺面”，他才讲起这几年在外省金矿“跑金砂”，昼伏夜出，担惊受怕，虽然挣了些钱，但身体却彻底垮了。“这几年满山架里跑，吃苦受罪挨打都是为了啥啊！”说完热泪长淌。自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三
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家食堂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镇上的饭店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更致命的原因是母亲不知何时感染了肝病。母亲病倒被送进县医院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冰锅冷灶。邻居告诉我母亲被送医院了，我顿时有不祥的预感。从县城回来后，母亲病情时好时坏。
但面对顽疾和败落，她没有懈怠，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治疗病痛之外，她还曾把家里改造成废品站，每天带着干粮拖着病躯拉着架子车出门收废品；后来靠着出租门面、开小商店，硬是把濒临破产的家业硬是又撑了十几年。
也正是母亲的持续病重，让我感到了生活的重压和责任。最窘迫也最奋进的高中时光里，白天去医院安顿母亲后匆匆上学，晚自习后照顾母亲再挑灯夜读到凌晨。原本一塌糊涂的功课，一两年内竟跃居全班前茅。陪伴我的，永远是母亲；安慰辘辘饥肠的，永远是母亲变着花样做的“两掺面”。每天中午回家，母亲都会做好满满一大洋瓷碗，用温水暖在锅台边，让我拿起筷子就能吃，放下筷子就回学校。比起很多同学，我那时的生活水平在母亲的艰难操持下算是非常优越了。家门口卖豆腐的阿姨常开我玩笑：“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你可要好好学习，给你妈妈争口气！”
高考发榜那天，母亲和我突然成了镇上的新闻人物。那一年，近两百名高三毕业生中，考上二本以上的只有五个，我是其中之一。红榜贴在镇子最繁华的“大桥头”，母亲就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那时她的身体似乎好些了，走在路上也少了往日有气无力的疲惫感。第二天她去买菜，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大家都指着她说“这不是大学生他妈嘛”，还有人额外送了她一把上海青呢。
为了供我上大学，母亲更加卖力地经营小店。但自远离家乡求学后，我产生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傲慢，开始嫌弃镇子的偏远和母亲所做吃食的土气。“两掺面”于我，渐渐成了寒暑假回家可有可无的点缀。
四
2015年秋，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去汉中参加堂妹婚礼，顺路回家，她给我做两掺面。我这才想起，已一年多没回家了。参加完婚礼，我驱车朝神河镇驶去，心情越来越急切。这急切里，掺杂着一个野心勃勃在山外搏命的山里孩子，多年来对故乡和重担不敢面对又无力逃避的复杂心绪。
车到家门口，透过车窗，我赫然看见母亲站在门口，站在她小店的招牌旁边，遥望着我回家的方向。看到儿子、儿媳和孙女归来，她高兴得手足无措，绽放的笑脸像盛开的花。她很快就摆弄了一桌子菜，粉蒸肉、炸小鱼、猪蹄汤，都是提前做好的。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几小碗“两掺面”，是她现擀现做的。尝一口，酸酸的，脆脆的，滑滑的，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临别时，母亲老早就在汽车后备箱装满了芝麻油、甘蔗酒、柿子饼、红薯粉条、木耳黄花。我走的时候，她仍站在大门口，和迎接我时一样，只是没有了惊喜，静静地看着我们绝尘而去，徒留门口伸颈眺望的单薄身影。后来听二婶说，我离家后的第二天，母亲就又病倒了。那次吃到的“两掺面”，也是我最后一次吃母亲亲手做的。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五年了。每当朋友聚会，端上桌的臊子面，都会让我想起母亲做的“两掺面”。有人说，每个人的肠胃都是母亲给的。母亲做的饭菜，给每个孩子的肠胃烙上了家乡的味道。偶尔回到神河镇，婶娘们也会给我做地道的“两掺面”，我一口气吃一大碗，连声说好。但我遗憾又清醒地知道，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味道了！晚上，独自住在人去楼空的老房子里，听着窗外的潺潺河水，深深体会到一种身心割裂的痛感：母亲的“两掺面”，我这辈子再也吃不到了……
天南地北的旬阳人，不论你是志得意满还是落魄穷途，当你独处时突然回忆起家乡的“两掺面”，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母亲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