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活——无国界病人2》作者：师永刚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师永刚
大部分人的生命，是从一出生就开始了。但癌症病人的生命，则从确诊的那一刻又一次开始了；他们经历了两次活着，一次是出生，一次是重生。
如同所有人都只会经历一次死亡，癌症病人并不会经历两次。如果有，也只是他们在死亡的边缘，被心软的神，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命？
我的癌症时间，从2012年9月开始。在协和医院确诊后，进行了右肾上腺切除手术，手术切除了一公斤左右、如同足球大小的巨型肿块。就像我不会记住那些曾伤害过我的人或者事物一样，当它被切除的那一刻，它就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但这个手术时间，却成为我的一个“新生日”。
在休斯敦的癌症村里，许多病人的生日，是自己的手术日或者确诊的时间，他们把这天当成自己新生命的开始。尽管没有人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但人们希望自己可以重新获救，重新获得生命的延续。
我有一段时间，几乎忘记了自己真实的生日。每年九月，家人或者病友，就会买一个蛋糕，上面插着病后存活时间的小蜡烛。它们每年都闪烁着弱小的光芒，在我眼前跳跃，仿佛活过的生命。
2013年3月，我来到了安德森癌症中心。在这里，我见到了内分泌主治医生Habra教授、张玉蛟教授等五位医生，做了两次手术、六次放疗、两次临床试验，经过了漫长的八年治疗，于2019年4月正式停止了任何药物治疗。我迎来了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来说意义重大的稳定期。
2022年8月，在停止治疗的第二年，我出版了记录自己这十多年治疗过程的《无国界病人》一书。这本书出版时，我还有三年，就会进入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来说意义非凡的五年临床治愈期。2025年7月21日，Habra教授告诉我，我的第51次CT检查结果显示：所有的部位保持稳定，未发现复发或新的转移情况。读片医生还在这份对我意义重大的读片报告上，特别备注：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必要。传统意义上，如果治疗结束五年，还没有复发，就达到了医学上的临床治愈。
客观上讲，我在2024年就应当达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五年临床治愈期。但去年在国内检查时，查出肾上腺手术部位可能复发，后在安德森癌症中心CT查出肺部有新增结节，并被判读为有复发的可能。此后我又进行了四次CT检查，才最终排除复发。这些新增的结节以及在较高的指数，只是伪装成复发的炎症，虚惊一场。
Habra教授正式通知我，根据我这六年的连续跟踪检查，他认为我已经临床治愈，并将我的复查与见诊的时间，延长到了一年。
从2012年9月到2025年9月，我在癌症病人的时间系统里，已13岁。事实上，癌症病人从确诊那一刻，就进入了一个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疾病时间”。
历史上，守望星空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时间的概念，并且将每小时分成了60分钟，据说是因为他们认为60是个完美的数字，因为60可以除以1、2、3、4、5、6、10、12、15、20和30，故而他们采用了60进制。而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也采用了60进制，看来60这个数字真的很奇妙。
但“60”这个数字，对于癌症病人来说，却是一个特别的、会给自己带来痛苦或者希望的时间。只有癌症病人，才能理解这60天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肿瘤病人治疗是否有效的检验节点与决定性时间：几乎每个癌症病人，在进行药物治疗时，起初都会以两个月为一次进行CT、MRI、X光等检查；而CT的检查结果，除了偶尔会带来惊喜外，往往只会带来焦虑、恐慌与难过。
奥利弗·萨克斯医生，曾对这个癌症的决定性时间带给病人的恐慌性改变有一个判断：“罹患癌症意味着你的人生的瞬间改变。诊断是一个门槛，跨越这个门槛，无论长短，都将伴随一生的CT检查、治疗和担忧。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你都将活在对未来的疑虑与焦虑中。”这是一种极其超现实的体验。虽然这种恐惧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减弱、变得容易应对，但它永远不会真正消失。事实上，无论掌握多少医学知识，都无法让一个人真正为癌症带来的情绪煎熬做好准备。“知识是盾牌，但情绪是风暴。”害怕、崩溃、失控，癌症不仅考验身体，更是一场灵魂的审判。
刚开始确诊癌症时，绝望每晚都会把我拖入深渊，半夜时常被恐惧叫醒。每次CT检查前一周，都会陷入莫名的难过与焦虑中，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无力感、无奈感，都令我有种躯体化的僵硬与灵魂的下坠感。后来，这种恐惧转为不定时地突然涌现，就像一个念头，当你在与朋友大笑时，它出现了，瞬间使你陷入不安中。即使我已跨过了临床治愈的时间线，似乎已经摆脱了癌症，但那种恐惧仍不时回来。没有人能理解那种凌晨三点直面死亡时的惊恐，这种情绪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冲来，无法抑制。
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人们没有经验，甚至无从得到直接的感受，但一旦想到死亡，就会面临深渊，神经末梢就会竖立起来。仿佛这是写在自己的程序里的一个痛点，它开关着我的焦虑、难过与彷徨。任何痛苦只要能找到合适的科学解释，似乎就会消解或者减少。我的这种状态，曾被一位心理医生描述为一种创伤后压力反应。癌症不是某一个时间点的事件，而是一种长期的心理记忆：即使治愈，曾经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也会在某个时刻再次袭来。这是一种长期共存的心理阴影。癌症患者的这种创伤性后遗症，会使病人终生活在某种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危机里。癌症哪怕治愈了，心里留下的伤痕也可能永远无法愈合。
但癌症病人的“决定性时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刚被确诊癌症的时候，是两个月，60天进行一次检查。后来治疗进入稳定阶段后，则开始延迟到了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再进行一次CT复查。我经历了“癌症时间”对于我的重新塑造。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延迟这些“决定性消息”到来的时间。我会故意延迟见医生，会把六个月的见诊时间，延长到八个月，有一次甚至延迟到了十个月。因为延长时间，可能会延长那个最坏的消息或者好消息到来的速度，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存在。只是你不知道那个炸弹何时被唤醒，又何时炸开。
悉达多·穆克吉医生曾描述过这种可怕的状态：“生活中，癌症能够消耗、吞噬我们的一切。它闯进我们的脑海，占据我们的记忆，渗透进我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个想法。癌症用一种密实持续的牵引力，把所有的人和事都拖入癌症的轨道。”
活着，未必是一种奖赏。
某种程度上，癌症将我的人生彻底摧毁、打碎，重塑了一个满身裂痕与不完整的人生。
我一生中的黄金时间，似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服兵役与服病役。我在西北从军15年，在医院服病役13年。在这两个重要的人生时间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父亲与母亲，先后去世。
1993年，我在西北某乙种师做新闻干事时，接到一封父亲去世的电报。当即请假，乘夜班汽车，辗转赶至西安，又转乘火车，行三千多公里。赶回山西老家时，父亲的棺木已盖上，第二天就将下葬。虽连续奔走23个小时，赶回了老家，但终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唯跪地抚棺痛哭，不知所以。
像是一种宿命，就是不辞而别。我与父亲没有机会告别，没有机会再见最后一面。11年后，我又迎来了母亲的不辞而别。2014年，我在休斯敦安德森癌症中心，连续使用了米托坦与四种药物化疗后，均告无效。山穷水尽之时，被批准参加一个对我来说性命攸关的临床试验，免疫药物伊匹单抗联合放疗。但天不顾我，就在接受放疗的前一晚，接到母亲因心脏问题去世的电话。悲愤、心痛，万般委屈，在心里团转，我趴在地上号哭。生病以来，我所有伪装的坚强，都土崩瓦解。没有人可以理解一个在死亡边缘行走的人，在接到母亲去世消息时的绝望与难过。这种双重打击，甚至让我产生了“算了”、就让我跟随母亲而去的念头。
我向张玉蛟教授请求将放疗推迟一周，买了第二天的高价机票，飞了13个小时，又换乘高铁，从一万三千公里的异乡出发，在凌晨回到了老家。棺木已盖上，我仍没能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我在家里只守了三天，就又回到了休斯敦进行预定的放疗。人生中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母亲去世，治疗前景渺茫，不知前路何在，我无力面对，也无力回应，只能低头接受，只能默默向前，只能把眼泪吞回在心里。只能在深夜突然醒来，或在梦中看到母亲的依稀背影时，泪水冲出眼眶。
这种离别与难过，平素埋藏在心里。但一遇到合适的时机，它就开始疯狂地生长，揪疼我。
2019年，肿瘤治疗稳定，我才回到老家，给父亲、母亲重新修了坟，竖了墓碑。上完坟，我让家里人先回去，一个人坐在坟头，给父亲、母亲倒了一杯酒，点了一支烟，第一次把自己患病的经历对父亲与母亲说了出来。
母亲活着时，我一直不敢告诉她自己生病，因为说了也没有用，只能增添她的苦恼。人生中的许多苦难，往往只能自己去扛，没有人可以分担，父母也不能。窦文涛曾在谈及父亲去世时说：“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不辞而别。你原来以为我们这辈子曾经遇到的人都会有一个告别，包括父亲和母亲。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和你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
我的兵役已服完，但病役可能仍需要用一生来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