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连弧纹镜 陶魁 铜辅首 陶鼎 带钩 □文/图 清 宇 从炊烟袅袅的灶台到对镜梳妆的日常，从束腰佩钩的时尚审美到寄托永生的美好祈愿……时光在这一刻倒流，两千年前的呼吸与心跳扑面而来。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系列考古成果，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东南角发掘清理墓葬25座、灰沟2条，其中10座汉墓未被盗扰，保存较完整，共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器物130件组。这些看似朴素的随葬品，为我们拼凑出一幅生动的汉代生活图景，让长安城郊的人间烟火，在千年之后重新苏醒—— 陶鼎与陶魁：汉代人家的烟火日常 此次出土陶器共95件，有鼎、盒、壶、罐、盆、盘、甑、碗、奁、魁、耳杯、勺、囷、灶、灯、井、案等，种类丰富，是本次出土数量最多的器物类别，几乎涵盖了汉代人饮食起居的全部所需。 众多陶器中，一件陶鼎格外引人注目。其器盖中心饰四瓣尖状叶纹，外饰以异兽相逐图案，边缘饰一周云纹带。最有趣的细节藏在陶鼎底部——附有三个踞熊形足。熊足呈蹲踞状，圆耳且双目圆睁，两颊刻画有细密的鬃毛，憨态可掬中不失威严。以熊为造型或纹饰的器物，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发现，至秦汉时期已屡见不鲜。西汉时期尤为多见，常用作器座附件，将陶仓、陶灶等器物的足部做成熊的造型。 由于熊在古代为珍贵罕见的动物，因此常带有礼仪性的等级身份象征，被视作祥瑞。汉代斗熊成为一种勇士的游戏，借此彰显男子的力量与勇敢，许多上流社会成员都会亲自参加。据载，汉武帝“能手格熊罴”，茂陵霍去病墓前的“人与熊”石刻也形象地描述了斗熊的场景。 在编号为M10的墓葬中，出土了2件陶魁。陶魁由泥质红陶制成，口长20.4厘米、高12厘米，器口呈长方形，敞口圆唇，口沿长边一侧有一短柄，末端下弯，弧腹，近底部微内凹，平底素面。《说文解字》记载：“魁，羹斗也。”在汉代，魁多用于盛汤羹，其口径一般为18厘米左右，相较于勺来说更大。陶魁器形特点鲜明：底部为平底或带有圈足，可平稳放置于案几上；柄较短，便于捉取但不便挹注；无流口，整体设计简洁实用，体现了汉代饮食器具的功能性。 其形制虽类似斗勺，但因体型较大，逐渐被引申为形容居于首位或事物宏大的词汇，如“魁首”“夺魁”“魁梧”等。此次出土的陶勺，其口沿一侧有一龙首形柄，弧腹圈底，口径6.7厘米。 此次出土的陶勺，口沿一侧有一龙首形柄，弧腹圈底，口径6.7厘米，造型精巧，与陶魁搭配使用，构成了汉代餐桌上的完整组合。 带钩与铜镜：照见汉代的审美与风尚 这批汉墓中出土铜器共23件（组），除1件带钩、2件铜镜、5件铺首外，最多的是钱币，共有15组169枚，根据钱文可分五铢、货泉和大泉五十钱三种。 这件带钩是禽鸟状，钩首为鸟头，钩尾为鸟身，其两侧翅膀刻画细致、可见羽毛。“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中的“钩”即指带钩，带钩古称“犀比”，流行于战汉时期，它就像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古代版皮带扣，是束腰系带的挂钩。 对古人来说，带钩是“看得见”的时尚。《淮南子·说林训》中也有记载：“满堂之座，视钩各异……”其意为放眼望去满堂宾客腰间带钩样式各异，没有相同的。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当时社会带钩的风靡程度，说明带钩的使用及其影响已渗透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带钩虽身量甚小，但所用材质、造型、纹饰、工艺等却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时尚，更象征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如王公贵族等身份地位越高的人所用带钩越精美，采用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也更高。 此次出土的铜镜保存完好且纹饰精美，分别是日光连弧纹镜与昭明连弧纹镜。 出土铜镜保存完好且纹饰精美，分别是日光连弧纹镜与昭明连弧纹镜。日光连弧纹镜背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为内向八瓣连弧纹，外区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铭文带，文字间饰“图片”与“图片”符号，内、外区边缘均饰栉齿纹。镜背装饰中包含有“见日之光”或由其衍生出的各类组合而成的铭文的铜镜，均可称为日光镜。它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中期，纹饰简明清新，是汉镜中出土数量多，流行范围广的镜类之一。“见日之光，天下大明”8个字，表达了西汉时人们对太阳与光明的赞美与向往，夸张宏伟的文字风格则显露出汉代文学的磅礴气势。 昭明连弧纹铜镜同样是汉代流行的典型铜镜类型，以连弧纹与“昭明”铭文为特征，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这件铜镜镜背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为内向十二瓣连弧纹，外区铭文为“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字间以“而”字间隔，内、外区边缘均饰栉齿纹。该镜型盛行于西汉中后期，东汉仍有延续，镜上的铭文“昭明”呼应日月之光，体现出汉代人对光明的追求。在汉代，铜镜不仅是日常用具更是道德教化的载体，昭明连弧纹铜镜更是汉代铜镜艺术的典范，其纹饰与铭文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涵。 出土的鎏金铺首衔环，为兽首形象，圆目长眉，兽首上的鬃毛清晰可见。铺首具有叩响、提携、搬运的实际功用，主要附属在建筑门扉、青铜器、画像石、画像砖和棺椁之上。其兽面造型可追溯至上古青铜器中的饕餮纹，有通神镇邪之力。铺首衔环的装饰在春秋战国时期成熟，至秦汉时期开始大范围流行，汉代“事死如生”的观念将其形制带到了汉画像石、画像砖及墓门之上。 口琀与耳珰：生死之间的祈愿与眷恋 除了陶器、铜器等日常器具，这批汉墓中还出土了口琀、耳珰、六博棋盘等少见器物，其中口琀与耳珰尤具特殊意义，一头连着生者对逝者的祝福，一头系着汉代女子的妆容时尚。 编号为M18的墓葬中出土的滑石口琀整体呈蝉形，正面刻画有眼睛和翅膀，线条简洁而传神。《说文解字·玉部》记载：“琀，送死口中玉也。”汉代口琀之仪继承自古代饭含丧仪——“饭”是根据死者身份之不同，将谷、贝等物放入死者口中；“含”则是把珠、玉等物置于死者口中。汉代刘向《说苑·修文》记载：“天子含食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生者希望死者在另一世界中继续享受生前的食禄。而将玉做成蝉形含于死者口中，则蕴含着更深层的寓意：蝉幼虫蛰伏地下，蜕变而出，振翅高飞，正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与重生。生者以此寄望死者精神不灭、转世再生，一枚小小的口琀，蕴含着生者的美好愿望。 在出土器物中，有一对束腰、白色长条状的器物，正是汉代女子的常见耳饰——耳珰。“珰”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汉代宦官、近臣冠上的黄金牌饰；二是作为妇女的耳饰。东汉刘熙《释名·释首饰》记载：“穿耳施珠曰珰。”穿耳，指穿过耳垂上的耳饰孔，耳珰即是一种穿过耳饰孔、由珠玉制成的耳饰。两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交流贸易日益频繁，中国本土匠人在原有琉璃制造技艺基础上，吸纳外来玻璃制作技术，极大地提升了饰品的色泽和透光度，耳珰也因此成为当时女性的常见耳饰，被广泛传播至各地。汉代的诗词中常出现耳珰的身影——《孔雀东南飞》中“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陌上桑》中“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皆是以耳珰点缀女子妆容的生动写照。至隋唐时期，耳珰逐渐被耳钉取代，但它在汉代女性生活中的那一抹亮色，却借由诗歌与文物，永远定格在了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