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民乐
《美国的不安》
《世界末日之火》
作者：[美]温德尔·贝里
出版：人民文献出版社
在2012年的杰斐逊讲座中，78岁的美国作家温德尔·贝里深情讲述了他的祖父经营家庭农场的辛酸经历和他一生对农业的坚守，并从《霍华德庄园》女主人公玛格丽特那里借来一句话作为演讲题目：一切都缘于爱。
在贝里看来，爱，是农业的希望之源，也是人类对其栖居地必须信守的约定。人类感情从哪里撤出，哪里就将变成丑陋的荒原。贝里本人的故事就是我们时代一部爱的传奇。他在“成功”唾手可得之际，辞别都市，回归土地，扎根社区，像他的祖父一样，无怨无悔地守护着农业，守护着希望。他融写作、农耕与伦理实践于一体的完满人生，击碎了现代想象中“归家无计”的金刚魔咒，为当代游子昭示了寻归家园的希望。
贝里1934年生于肯塔基州亨利县乡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 1956年，他在获得肯塔基大学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957年，获得奖学金在斯坦福大学跟随著名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学习创意写作；1960年，出版长篇小说《内森·库尔特》。1961—1962年，利用古根海姆奖游历法国、意大利；1962年，获得纽约大学英语系教席。
这段云帆高挂、一路风景的游子生涯似乎表明，“他走的是一条有抱负的作家的典型职业道路，从其农村根源转向一种向上流动的世界性生活方式”。可是，1964年6月初，贝里毅然辞去纽约大学的教职，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学术漫游，返回肯塔基州家乡。同年11月，他在肯塔基河岸边一处名为兰斯兰汀的地方买下了几间农舍，外加“大约十二英亩”土地。这里距离他的祖宅、承载他快乐的童年记忆的“营地”,仅有几百码之远。贝里返乡,原本有母校肯塔基大学的教职作为“跳板”，尚能延续其前期的职业发展路线，但后续行动却增加了新的变数，而且愈益明确地显示了回归“农村根源”的趋向。
贝里的辞职返乡，既与其早期职业生涯中所表现出的进取倾向大相径庭，也有悖于知识界流行的某些“共识”。《贝里与农耕传统：普遍的恩典》作者金伯利·史密斯曾就此解释说：“贝里回到肯塔基州,让他的朋友们感到困惑，但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20世纪60年代更广泛的社会趋势的早期表现，即‘捐弃社会成见’并追求别样的生活方式。……他的目标,不是按照传统标准取得成功，即追求财富和地位，而是在不过度依赖政府、公司或市场的生活中找到一种满足感和独立性。”某种意义上说，“返乡”已成为贝里人生和思想的触发性装置，围绕“返乡”问题拉开的视域，便成为各路现代话语展开的演练场，也使贝里的个人选择升华为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象征性行动。
一个接受过现代城市精神洗礼的游子,不可能再度融入其“农村根源”，这是纽约大学一位年长的同事对贝里的提醒，也是早于贝里四十年在纽约大学任教的著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留下的“忠告”。这个在现代文学中几成定律的观点，竟成为贝里返乡事件的起点：其论点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人一旦进入了作为文学之都的大都市，其出身的价值就被取消了，根本不值得回顾。个人身后的一切都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成了“主题”。美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们长期以来都崇尚这种信念，即回归我出生地这样的地方，只能付出思想死亡的代价；有一种假设认为，大都市的生活是一种体验，一种现代体验，而农村小城镇、农场、荒野地区的生活不仅与我们的时代无关，而且也已过时，因为真正重要的人，即城市知识分子，对其一无所知或不予考虑。
贝里的矛头所向,是现代文化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导致的非城市出身与经验的贬值。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不仅“传统上的美国作家几乎都失去了对他们农村出生地的感情”，而且，“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作家，甚至大多数美国人，都成了漂泊者”，他们彻底摆脱了与“地方”的关系。贝里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意识到这些想法是多么虚假、具有破坏性和愚不可及。但即使在那时，我也意识到文学界之外的生活并非没有光荣的先例：纵然有沃尔夫，但也有福克纳；纵然有詹姆斯，但也有梭罗。但在我心中，具有最大影响的是我对肯塔基州那几平方英里土地的了解，那片土地是我的继承物，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的亲密之所，我的心灵在被唤醒之际就与之相融无间。”
然而，贝里又何尝不知道这种背离故土的情况其来有自，且存在已久.从《奥德赛》和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他早已知晓家族继承的困难、返乡的磨难以及以悲剧告终的家庭离散与重聚。但贝里依然认为，这种历史性的溃败并非不可挽回，故土、家园的丢失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文化的失落有关.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乡村经济的失败，古老的家庭与社区文化中心极易遭受入侵。如果家庭和社区经济消失了，家庭成员和邻居之间便互相无所用处了。当人们彼此无用，家庭与社区的向心力便瓦解了，人们就无法摆脱对外部经济和组织的依赖。专业人士与专业主义在地方失败的背景下崛起，从这一刻起，地方就仅仅是消费品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无论是地方上的人还是自然”。随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一去不归，当地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地方记忆，失去了它的历史和文化，“当社区失去地方记忆后，社区成员间便无法了解彼此。如果人们遗忘或从不知悉彼此的故事，人们将如何理解彼此呢？如果人们不知道彼此的故事，又如何确定可以相互信任？缺乏互信的人之间不会互相帮助，且彼此怀着恐惧。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困境。”
尽管我们正在靠近某道“历史性的大瀑布”，但贝里坚信，摆脱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希望就系于地方社区的复兴，这一复兴“必须基于古老的邻里规则、对珍贵之物的爱以及对家园的渴望”。
至此，贝里把“返乡”变成了所有现代性疾患的整体治疗方案。返乡，意味着地方、社区的复兴，意味着归属、忠诚与责任。真正的“天命”不在于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地方，而在于归属一个地方，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家园”。这需要放弃“哪里更好就去哪里”的漂泊逻辑，并承担起对某一片土地的照料责任。
贝里把与特定地方的关系比作“婚姻”，这个比喻思路此后一直贯穿着他对人与“家园”“社区”“传统”“自然”等一系列关系的思考。因此，“爱”与“忠诚”也成为他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