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旻
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艾伟潜心淬炼的长篇小说《春歌》，近日出版。
《春歌》凡四十万言，以杭州为舞台，以昆曲为气韵，以一桩法庭之上的梨园旧案为引子，全景式落笔中国四十余年的壮阔变迁，融汇司法观念迭代、经济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崛起、海关对外贸易等时代特色，深刻书写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流转与情感纠葛。戏台之上，水袖低回、曲腔缠绵；法庭之中，案情沉浮、人心幽微。二者彼此映照，共同构成《春歌》丰沛悠长的气韵。
作为中国“60后”代表作家之一，艾伟始终以勘探人性本质见长。《春歌》首先是一部通体流淌着东方之“美”与时代之“实”的小说。它扎根八十年代至今的时代肌理，以杭州为核心、浙江为版图，写透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力量的磅礴生长：从法治建设的代际求索，到民营经济的破土成林，再到宁波口岸的对外贸易热潮，如南方草木般蓬勃葳蕤，尽显改革开放最鲜活的生命力。
杭州之美，物华天宝。城中之人，擅得风流。《春歌》写杭州之美、江南之美，写昆曲之美、情义之美。西湖烟水、运河桨声、钱塘潮汐、昆曲戏台，交织成小说清润悠长的气息；塘栖古镇的小桥流水、运河埠头的晨昏烟火，更勾勒出江南独有的慢生活节奏与温润人情。主人公徐尹春与范文卿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爱情在邻里守望、日常点滴中悄然滋长，如“从前日子过得慢”般细腻绵长，于一茶一饭、一街一桥间积淀成刻骨深情，成为全书最动人的情感内核。而街巷晨昏往复、寻常市井烟火，又使这部作品始终保有坚实充盈的现实质地。《春歌》所书写的，不只是江南风物，更是江南文化深处的人情、伦理与风骨。书中的人物大多内敛、克制、重情重义，在变与动中维持内心的体面与柔软。这种清润细腻的南方精神，与蓬勃生长的时代力量相融，使《春歌》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学品格。
《春歌》的真正核心，并非悬案，而是“情”。小说围绕一桩梨园旧案展开，却并不困于案件本身。随着叙事层层推进，三代人的命运跌宕、六户家庭的悲欢聚散渐次浮现。昆剧名伶徐尹春与陈一朵、法官宋芝桓、医生范文卿、富二代黎彼得……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放置于命运与情感交织而成的洪流之中。他们或因深情而毁灭，或因深情而获得宽宥；有人困守往事，有人终其一生寻找内心归处。艾伟并不刻意渲染情之激烈，而是在沉静、克制的叙述中，写出了中国人骨子里极致深沉、死生以之的古典情韵：从“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到《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痴狂，这种刻入文化基因的情感信仰，在《春歌》中东方式的绵长与坚韧得以全新诠释。
小说与《白蛇传》《牡丹亭》等中国古典情感叙事形成深层呼应。徐尹春如现世白素贞，既有柔情与坚韧，也有传统戏曲人物对于“情”的极致承担；陈一朵似小青，率真侠气，为挚友挺身而出。而整部小说所呈现的，也正是千百年来“情重于命”的文化气质。艾伟并未止步于戏曲元素的借用，而是以昆曲所承载的东方抒情传统，重新组织叙事的节奏、气韵与情感结构，使《春歌》呈现出一种兼具古典意趣与当代经验的美学风貌。
尤为贴合当代思潮的是，作品以极具共情力的笔触，刻画出三代女性截然不同的情感经历与爱的方式，精准叩问当下女性在情爱、命运、自我与世俗之间的迷茫、挣扎与成长。从依附命运、隐忍妥协的传统女性，到在情爱中迷失、在束缚中挣扎的中间一代，再到清醒自持、敢于直面内心、追寻自我价值的当代女性，三代人跨越时光的情感对话，既是江南女性的生命写照，更是当代女性情感觉醒的文学缩影。
然而，《春歌》并未沉溺于命运幽暗、人世悲辛，而是始终保有一种斑斓辽阔的人性底色。它写误解，也写谅解；写创伤，也写抚慰；写世事无常，也写人与人之间始终未曾熄灭的善意与悲悯，由此呈现出一种辽阔而深沉的人文光辉。
艾伟深谙“江南营造”之法，《春歌》采用五重视角互为补充，摒弃全知叙事的简单裁断。真相在不同记忆与立场的碰撞中缓缓显露，这种讲述方式既强化悬念张力，也最大程度还原人性之复杂。刑事法官宋芝桓贯穿全书。他长期专业与审慎地面对证据链，却在经验、成见与情绪的裹挟下，未能看见真相被遮蔽的暗面，最终铸成难以挽回的误判，法条的严谨也难掩人心的盲区。然而，小说于法理书写之中，更注入一层深沉的忏悔意识与精神反思。这种反思是东方式的自我省察、良知觉醒与天理敬畏。在艾伟笔下，艾伟并未将法庭写成单纯裁决是非之地，而是将其化作照见人性与命运的镜子。人非圣贤，皆有认知盲区与心灵局限，正因心怀敬畏，才会在谬误之后反观自身；正因承认局限，才会在错判之后辞去公职，成为一名公益律师。这种忏悔，是对真相的谦卑，对良知的恪守，对命运的敬畏，更是对“天理人心”这一至高正义的永恒趋近。它让法理不再止于冰冷的逻辑与证据，而获得了叩问灵魂、照亮人性的精神力量。
《春歌》之高妙，不仅在于叙事设计，更在于其文辞典雅、气韵贯通、刚柔并济的独特文风。艾伟以数十年笔力，将戏曲美学、江南散文、世情小说、悬疑叙事自然融会，形成清雅温润又庄重严谨的文风，浑然自成一格。
在时空结构上，《春歌》更以大开大合的叙事视野，突破地域与时间的双重边界。小说以江南水乡为根脉，又将叙事笔触从容扩至南美大陆，让烟雨杭州的温婉灵秀与里约热内卢的热带风情形成悠远对照与隐秘呼应：故土是悬案与执念的起点，迷幻异域则成为命运延展的旷野。远渡重洋的费阳，在异乡漂泊中打捞家族往事、缝合代际裂痕，让离散的生命在万里之外重新锚定；困于执念的黎彼得，则重返故乡原地，在守望中承受宿命重量。一去一守、一散一聚，将个体漂泊、家族迁徙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与碰撞交织并置。巴西不再只是地理远方，而是版图的延伸——用以照见江南故事里未竟的爱恨、未解开的宿命、未完成的救赎，使小说拥有了纵贯岁月、横跨山海的史诗气度。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南宋慧开禅师的诗偈，构成了《春歌》的内在乾坤。历经爱恨生死与命运浮沉之后，人终究仍需回到生活本身，唯有破执与释然，方能抵达内心安宁。
历经一场漫长的人生审判之后，宋芝桓终于在法理与真相的尽头，看见了人心深处那些曾被偏见与执念遮蔽的部分。他放下法槌，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尘世纷纭，也重新回到对于“情”的理解之中。昔日端坐法庭的审判者，最终成为重新书写《白蛇传》的人。小说最点睛之笔，在于结尾宋芝桓作为编剧，从法海的角度对《白蛇传》的全新演绎。“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人妖纠缠致天谴。看啼啼哭哭慈心岂恝然，究竟是你须得回向忏悔，还是我落下因果前愆。”艾伟突破传说框架，让舞台戏文与现实人生完美互文，戏与命、情与理、古典与此刻彻底打通，收束精妙、余韵悠长。《春歌》以古典传说为文化母体搭建原型叙事，借古今互文对照当代人的情感取舍与伦理困境，让根植民族血脉的情义内核在时代变迁中获得全新文学表达，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书写相融的文学再造。
《春歌》，作者：艾伟，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