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东元
《盛宣怀传》
作者：夏东元
出版：重庆出版社
在半个世纪前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始，我即确定以学术界少有人问津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将与洋务运动关系较深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作为洋务历史人物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尤以盛宣怀作为重中之重。
这是为什么？这要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历时近40年的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及盛宣怀对洋务事业的巨大贡献谈起。洋务运动，即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所谓“近代化”，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化。我曾说过，“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很显然，洋务运动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运动，而盛宣怀在其中又是“推动前进”的主力军。盛氏是“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然而，在盛宣怀大办实业和先进教育事业的当时及以后，各界人士对他褒贬不一。他办这些事业的当时，遭到弹劾的次数就较多，这些弹劾者大多是顽固守旧派，还有一些反对者大都出于嫉妒或看不惯新事物，还有因其是所谓中国“首富”而诋毁之。关于这个“首富”问题，有必要明辨其是非。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家为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尽最大努力改进技术和管理，在生产中降低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流通领域加速商品周转和资本流转速度，以期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这就不断加快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与提高，资本家的财富积累也越来越多。这些积累，除少数用于生活消费外，大多被投入扩大再生产，这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过程。盛宣怀的财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他的这部分财富不是窖藏,而是用于扩大投资，使其在生产和流通中实现增值。盛宣怀在电、矿务、冶炼、银行、纺织等企业中拥有大量股份。仅电报企业，到1902年被袁世凯夺去时，即持有900股之多。矿、冶炼、银行方面的股份远远多于此数。盛宣怀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佼佼者。
为盛宣怀病者，不在于他的富，而在于他走了李鸿章于1877年所说的“办大事，做高官”的道路。在旨为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中，他创办和发展了许多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实业，兴建了多所培养新式人才的学堂。这些大事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盛宣怀因而得到清王朝赞许，被慈禧太后称为清朝“必不可少之人”，从而官阶步步高升，从道一级一直升到尚书，果然做高官了。因“办大事”有成效而做了高官，反过去用“官”的权力来 促进“大事”的发展，办的是资本主义大事，做的是封建主义高官，盛氏陷于这对矛盾中不能自拔。从他的资本主义实业家和新式教育家身份来看，他必然意识到和遇到旧的封建体制与新的事业之间的矛盾，照理应该赞同以君主立宪为中心内容的维新变法。但为了升官，他绝不愿也不敢流露出慈禧不愿听或最反感的立宪维新变法的语言或表示，稍一流露，高官就绝对做不成。盛氏在甲午前就提出变法，但只变与经济有关的工政等法，不触及政治。在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掀起的以立宪为中心内容的维新变法中，他除于1896年在《条陈自强大计折》中提出与康、梁相对立的纲领性见解外，此后没有看到他对此有任何非议表态的资料。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时，他第一个站出来说不能叫外人认为“深宫一意守旧”，应立即“执两用中”地变法。
在此《盛宣怀传》出版之际，要对我夫人薄芳同志特书一笔。她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在业余时间为我摘抄卡片；80年代后我出版的所有著述，均或多或少有她一份辛劳，特别是关于盛宣怀的著作，用力尤多。除编写《盛宣怀传》所附《盛宣怀一生经历纪要》外，2004年出版《盛宣怀年谱长编》，从卡片的集中分类、整理顺序到最后出版，均有她参与。但书刚出版数月，她病逝了。我在悲痛之余，特于2005年7月22日作一副联语，兹录于下：
照料生活起居，无微不至；
协助科学研究，当推首功！
书此以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