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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勇
刘家岭是秦巴余脉在靠近汉江时的一个分叉，山形酷似剪刀手，东边的一侧称作前岭，西边的一侧称作后岭。
前岭是我祖母的娘家，后岭是我母亲的娘家。两条岭在后山汇合成一道梁，被另一道更靠后的山梁老远迎上来，紧紧抱在一起，形成麻花辫一样的山体。我的老家就在山梁下面的一个沟里。沟有名有姓，被村里人亲切唤作吴家沟。在前山人的认知里，吴家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方位，也有山的尽头之意。山水相依，沟里的水顺着山脚一路小跑，在山岭下悠悠地歇一脚，攒足了力气，一口气径直跑进汉江。
春去秋来，在我到刘家岭走亲戚之前，不知道爷爷和父亲从沟里到岭上往返了多少个来回。但可以肯定的是，都姓刘的奶奶和母亲，是岭上的大族。在岭上，我也摸索出来一条规律。但凡满头银发的老人，见面喊舅爷或者外爷准没错；如果留着胡须，和父亲年龄相仿，老远就喊舅舅，他们也笑着满口答应。长大后，我才渐渐感觉到这些称呼的分量——我像一粒籽种，庄稼一样的根系深扎在岭上的一方沃壤，被淳朴的亲情滋养着，也是岭上微不足道却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垦荒的大舅爷
在我模糊又清晰的童年记忆里，小脚奶奶回娘家的机会屈指可数，可几乎每一回，她都要带着我一起去。后来我才慢慢懂，或许是我性子太乖不闹人，或许在她眼里，我早就是一根软乎乎的拐杖——一根裹着骨肉亲情、浸着细碎爱意的小拐杖。或者，她是想带着我去见见世面，也或者她想让我打小就记住这方生养她的水土。
走到刘家岭，奶奶的眼神里突然光亮起来，如少女般用手拢一拢她的满头银发，那份回娘家的仪式感，是那样庄重，又是那样虔诚。
稍作歇息之后，她回过头来和我商量，先和我去看望你舅爷咋个样？其实我的心里是想去外婆家，因为舅爷家没有玩伴，而且我总感觉舅爷家总有一股我说不清楚的味儿。我不作声，或者浅浅地应一声，眼巴巴地望着后岭的方向。和奶奶的拐杖一样高的我，那么一点点儿心思终究被她识破。养不家的狗东西，你舅爷对你那么好，你的心思全在后岭，等将来奶奶过世了，你怕找不到这条路了。我转过面，看见奶奶正笑着朝母亲的娘家望，顺着奶奶的视线，我看见外婆家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
我随性地皱起眉头，就地撒个娇，一股脑告诉她，舅爷家的饭菜实在太难吃了。奶奶接过话，我给你做饭吃，让你舅爷好好歇几天。
岭上舅爷是奶奶的大弟，二弟住在吴家沟后面的山上。
舅爷家的石墙瓦屋外是一片茂盛的竹林，到他家，永远从后门进屋，我甚至不记得他家的大门在何时打开过。屋里的光线并不好，满屋堆放的尽是装满粮食的蛇皮袋子。在奶奶和舅爷的眼里，这些粮食就是金山银山。因为他们是饿大的，爷爷曾告诉过我，奶奶的母亲就是被活活饿死的。临去世前，想喝一碗米汤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身为家里的长女，奶奶一手带大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娘家，她不仅是同辈人的大姐，另一个没有被姊妹说出口的身份是娘。她省下的每一口吃食，都一勺一勺地匀给了弟弟妹妹。在那个异常艰苦的年代，小脚奶奶每天依然让家里的烟火不熄，就算清汤寡水一餐，也让年幼的弟弟和妹妹能按时按点端起饭碗。但巧妇终究难为无米之炊，她总是为下锅的米面发愁，青黄不接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稍稍懂事的二舅爷，选择了入赘后山一户人家，做了上门女婿，靠出众的篾活手艺，很快就在他乡站稳了脚。
关于大舅爷的成家立业之路，我听说有好几个版本。一说他给别人家放牛，混得一口饭吃，因为相貌堂堂且诚实本分，最终被主家的女儿托付终身；一说他在别人家干了多年的苦力活，用一身力气挣回一头牛，牵回家之后深耕细作，从地里刨得一口吃食……
我不忍心从奶奶那里求证，那必定是她心里的一块伤疤，但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个事实，那就是大舅爷之所以能成家立业，和自己的人品和主家的帮衬不无关系。
苦水里泡大的奶奶，安顿好了弟弟妹妹的生活和终身大事，选择嫁给了后山的爷爷。爷爷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郎中，家里的境况要比她的娘家好很多，至少她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而且在吴家沟，她得到了大家庭的善待，并且把富裕的粮食不止一次送到岭上。
大舅婆没有陪大舅爷走到生命的终点，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待他把三个孩子养大之后，恰逢土地承包到户，日子一天天殷实起来。孩子们建了新房，有了新家，但他依然居住在老屋，那也是奶奶打小生活的地方。
房子的年岁看上去要比大舅爷老得多，屋内没有像样的家具，厨房就在一进门的偏厦子，土灶，连体的姊妹锅，案板上杂乱地放着碗筷。奶奶的到来，让大舅爷异常惊喜和激动，喃喃自语道，大姐，你来时让人捎个信，我专程来沟里接你嘛。奶奶责备他的生活方式过于简单，除了米面，灶台上缺油少盐，而且没有应季的蔬菜。一席话，让大舅爷局促不安，一个劲儿重复着，享福着呢，享福着呢，顿顿都是白米细面哩。
但奶奶的到来，并没有打乱大舅爷早出晚归的劳作节奏。依旧是天麻麻亮就出门，天擦黑才进门，只有到了吃饭时，才急匆匆地赶回来。吃饭时，奶奶不停地向他碗里添饭夹菜，他总是笑着，像一个幸福的孩子。都这么大年岁了，还让大姐忙前忙后的，饭菜可口哩，这有滋有味的生活真好。在奶奶的荤素搭配中，大舅爷终于承认自己平日里凑合着一日三餐。
有个下午，奶奶带着我去地里看大舅爷的庄稼。老远看见我们婆孙俩，他从丛林般的玉米地里钻出来，摘下草帽，身子的半倾杵着手中的草锄，他用目光把奶奶的目光迎进地里。
垦出来的一面荒坡地，一人多深的玉米抱着尺把长的穗子，套种的绿豆已经结满了豆荚，鼓囊囊的，并不像薄地的庄稼长势。
草帽握在手里扇着风，额头的汗珠从清瘦的脸上滑落，他扯着围在脖子上的毛巾不停地擦拭，在他转过面的瞬间，我看见短袖衫的后背湿了好大一片。
粮食够吃就行了，你都六十好几的人了，为啥非要受这苦累？奶奶用拐杖指着这面荒坡地，随口问，怕有四五亩吧，大舅爷抬起头笑着回话，那不止，好几个冬天我都忙乎在这面坡上。
得有六七亩？奶奶又问，她想摸清楚大舅爷的家底。
十亩地是足足的，大舅爷底气十足地回话。谈到种地，一向寡言少语的他，话匣子终于打开了，打了粮食，卖一些，给娃子们分一些，剩下的归我。余粮多着呢，我一个人又能吃多少嘛。说完话，大舅爷又钻进玉米地去除草。
十亩地对当时的我而言，只是一个概念。但是从家里存放的余粮来看，大舅爷年年都在丰收。村里人都说，大舅爷把地当命哩，成日成天都在地里忙活，身子骨比小伙子都有力气。奶奶接过话，小时候遭罪了，饿怕了，和土地亲热着呢。
入夜，我和奶奶睡在大舅爷挂着蚊帐的床上，大舅爷睡在另一间房子。两间房子隔得不远，姊妹俩有说不完的话，诉说着小时候的苦，也念叨着现在日子的甜。
盛夏的夜晚，屋里太闷热了，我不停地翻身，一只蚊子飞来飞去，扰得我难以入梦。蚊子，夜蚊子。我打断奶奶的话，想着她能用手里的蒲叶扇把蚊子赶出去。这娃子说梦话哩？奶奶依旧不紧不慢地扇着扇子，依旧和大舅爷唠家常。蚊子从耳畔嗡嗡飞过，伴着奶奶和大舅爷高一声低一声地夜话，我慢慢进入梦乡。
若干年后，奶奶走完了她的一生。此时，病中的大舅爷已经不能下床行走了，他流着眼泪反复交代自己的后人，到沟里去，一定在大姐的灵前替我磕几个响头。
苦了一生，也累了一生的大舅爷最终回归到了黄土地，回到了他的庄稼身旁。送他下葬时，我突然明白了，大舅爷家的那股熟悉的气味，应该是辛勤劳作的汗味被锁在了房子里。一道锁在房子里的，还有一年又一年收获的粮食，还有大舅爷从田里带回来的阳光味，泥土味，青草味，花香味，雨水味，霜雪味。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就是劳作的味道，丰收的味道，也是粮仓的味道。
火红的月季花
去岭上，去母亲的娘家，曾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事儿。
十几里山路，需要步行个把钟头。这可能是那个年岁的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岭上，一度被我认为是最接近城市的乡村。距岭上不远的集镇，有铁路，公路和汉江水道。更要紧的是，在国道一旁，是供销社，信用社，卫生院和乡政府。在当时，也算繁华之地，山货交易和日用品购买全都在这里完成，看惯了牛羊牲口的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大货车，就连车头腾着青灰色的烟雾，在道上“突突突”喘着粗气缓行的拖拉机都那么洋气，更甭说馋得我流口水的冰棍、汽水、橘子罐头和各色各样的水果糖了。
在那阵儿，我不知道大城市究竟是什么样貌，但一定有供销社一样琳琅满目的货柜，一定有散发着柴油气息的大货车，也一定有提着黑皮公文包的干部和比国道更宽阔的街道吧。
在岭上，甚至能听见火车进出隧道时的鸣笛。那声音节奏且清脆，这对于一个听惯了山歌和鸟雀的鸣叫的乡村孩童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内心冲击，也是一种热切的召唤。伴着金属材质的车轮碰撞和滚动，每一处生动的场景都拉扯着我敏感的神经，于怅然之中满是对现代化的憧憬，也深切感受到落伍于时代的后山生活。在集镇上行走，我总是缩头缩脑，在鲜明的反差中，无法保持在沟里和牛羊牲口和漫山庄稼相处时的从容和自信。
而岭上所处的方位，恰巧是一个过渡点或者缓冲带，让来自后山的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甚至发现，长在汉江边的庄稼，都有一种隐秘的优越感。它们茎秆和镇上干部的腰杆一样笔挺，油绿的叶子和汉江一个肤色，就连知了的叫声都格外洪亮。
夏日的午后，我经常和岭上的伙伴站在山头，远远地望着波光盈盈的江面，看着一列火车从隧道爬出来，很快又从大桥上钻进另一个隧道，看着三三两两的人行走在比山道要笔直的国道。这样的场面，牵引着我的视线，也让我感到莫名地兴奋和冲动。幻想着有朝一日，我能沿着国道走得更远些，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新鲜事物该多好！
当然，大部分时间我和伙伴在岭上一个大院场尽情嬉戏。院子很大，是一个被他们称作前门的地方。说是前门，其实没有门，是好几家人共用的一个大院坝。院坝一侧是房屋，一侧是一片红椿树林，林子里没有杂草和灌木，被孩子们玩耍时踩得溜光。早起的人们在清扫院场时，红椿树林也是清扫的一部分。林子靠近院坝边，有一大株开着红色花朵的绿植。当初，我并不能准确地叫出它的名字。听老人们说，这是一株“月月红”。说是一株，其实是一簇，茂盛的枝叶托起一个个红色的小花，一年四季皆是花期。
比起我家屋外的牡丹，夜来香，指甲花，牵牛花，这株“月月红”更加富态，也更让我心动。在没有玩伴的时候，我更愿意和它静静地相处，总有一份不可言喻的亲近感。与其说我喜欢这一株“月月红”，倒不如说，我被它热烈的色彩所吸引。核桃大小的花骨朵，红得纯粹，红得灿烂，红得明丽夺目。这是只有我在课本插图里才能看到的色彩，我无法准确形容出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但是我总想在它身边多停留一会儿。
入夜，有一户人家会把电视从家里搬出来放在饭桌上，黑白画面不算清晰，但是播放的剧目让人入迷。左邻右舍不约而至，前门的院场就成了最欢愉的地方，如同看一场露天电影。不远处的那团花被晚风将花香拂过来，如外婆的双手，将大捧的吃食递到我面前。
如果说“月月红”是岭上的地标，那么外婆则是我童年岁月里情感层面的“月月红”。她身材修长，银白色的头发绾在脑后，一双小脚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轻盈的步态里流露出几分优雅。唯一让我心疼的是，外婆有哮喘的老毛病，走一阵儿歇一阵，喉咙里满是哮鸣音。
母亲是她的长女，日子过得比其他姊妹要寒苦一些。母亲嫁给父亲，完全是那个年代指腹为婚的家族约定。曾经，父母都有一份工作。父亲在公路道班，母亲在粮站。结婚之后，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胜任岗位，只得丢掉铁饭碗回家种田。母亲辞掉工作，完全是被迫无奈。回到村里之后没有多少年，父亲被一场大病要了命。巧合的是，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到岭上去看外公外婆，身体突发不适。我总是莫名地认为，父亲口吐的鲜血，和“月月红”一个颜色。那是我记忆中最深的一道伤口，是父亲用生命染红的，就算他的生命凋谢了，但是那一抹色彩总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在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年春上，已经七十多岁的外婆执意要外公送她来一趟沟里。母女连心，她知道她的出现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劳作在地里的女儿吃上一口热乎饭。实际上，外婆在我家还干了很多家务活，无形中减轻了母亲肩头的担子。
外婆并没有后悔当初她给母亲选择的这门亲事，在她心中我的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只是他的身体不争气罢了。就连我的母亲偶尔发牢骚，是我的父亲拖累了她，让她在四十出头就守寡时，外婆并未作声，但是从她徒然收紧的表情里，我读懂了她把我的父亲没有当女婿，而是当作自己的亲儿子。
外婆到来的那个春上，如岭上的“月月红”，给这个许久都没有笑声的三口之家，带来了一份色彩和暖意。风烛残年的她，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把这个家拢起来，也让我的母亲知道，即便她遭此人生不幸，依然有母亲陪在身边，依然是有妈的孩子。
比外婆来得更勤的，是我的外公，舅舅和舅妈。在当时，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能给我们家一份帮衬。他们把希望，亲情，一次次从“月月红”盛开的岭上，带到沟里，带到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的身旁。母亲说，是因为他们的不离不弃，才感觉到她活得更像一个人。那段时间，我们很少去岭上走亲戚，不仅仅是因为岭上的亲人时常出现在我们家，更为现实的是，母亲不忍心让亲人看到她写在脸上的窘迫和辛酸。
有一年冬季，即将出嫁的姐姐从岭上院场边的那一株“月月红”旁，用锄头侧挖了一个小苗带回家，栽种在我家屋外的院坎上。那一株花战胜了水土不服，开春后枝叶蔓发，开出一个个红色的花朵。此后，在院场边越铺越大，从一株茎秆侧生出一丛，花朵也越开越密，越开越艳。母亲每天早上推开屋门，第一眼就能看到火红的花朵在晨风中摇曳。
显然，来自岭上娘家的花朵和她成了伴儿。随着我们相继长大成人，母亲的气色也慢慢好起来，就像屋外盛开的“月月红”。后来，我在城里的某个角落也见到了“月月红”，才知道这是寻常的月季花。偶然读到杨万里的“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便被这句“此花无日不春风”深深触动。突然觉得，岭上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还有母亲的所有亲人，不就是一缕缕情感的春风吗？
现在，家门口的月季依然在四时盛开，遗憾的是，外公和外婆早已离我们而去，院场边的那一株“月月红”已不见踪影。让我无比欣慰的是，“月月红”的根系已深扎在沟里，长成我童年眼中的模样。一朵朵，一簇簇，如赤红的云朵，被茂密的叶子托举着，就像岭上的亲人当初托举我们一样不遗余力。
灯花映照着水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根一根的电线杆如一棵棵大树，顺着岭上的山梁一直栽到沟里。借着农闲时节的冬腊月，村里人开始架设电线，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呼啸的寒风中，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尽管身体虚弱的他，随时都能被一场大风吹倒。
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盼来花苞般的灯泡绽放光芒，确切地说，他是在村里通上电之前的几个月去世的。乡亲们和当初抬着电线杆一样，热热闹闹地将他抬上山，安葬在沟里的一颗柿子树下。
我们家是最后一个通上电的，原因极为简单，因为没钱，母亲打算放弃将电线走装到户。腊月三十，叔父们在母亲嘤嘤的哭声中，充当了电工的角色，在灯泡还未发光之前，他们用浓浓亲情点亮了家徒四壁的大嫂家。
我已经记不清是谁轻轻地拉下了灯绳，把一抹光亮迎进家来。在煤油灯下昏暗了几代人的日子一去不返，银白色的灯泡，好似盛开的花朵，让我们在无望之中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也让我们和沟里其他人家一样满屋亮堂。在入夜的灯光下，我看到母亲一声不吭地坐在火炉旁，脸上并无喜色。
没有鞭炮，没有红对联，屋外的山梁上的积雪还未消融，屋内每一张脸上堆满了比大雪还要厚的愁容。这一笔额外的开支，母亲找不到出处。节气已经立春了，但是我们依然感受不到丝毫的春意。
费用我先垫着，先好好过年。那个夜晚，三叔在离开我家火炉旁留下的一句话，让母亲低沉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头终于抬起来。那个春节，我们去给外公外爷拜年时的第一句话不是新年好，是我们家通电了！
亮亮堂堂的过日子，再窄的路总会走到头儿。外公用柔言细语劝慰母亲，也说给正在上学的我，好好上学，长大出息了，你妈吃再多苦都值。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我应该尽早成为一个发光体，把这个家照亮，也把日子照亮。
在通上电两三年后，我终于为这个家带来一抹光亮，考上中专的喜讯迅速传遍整个村子。在左邻右舍接蹱而至的道贺声中，我知道，命运的灯绳就这样被我握在了手中，我点亮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前程，也让阴霾笼罩的家有了光感。
金秋时节，在母亲的陪伴下，我从沟里走到岭上，又从岭上走到国道旁，坐着大巴车进城上学。后来母亲说，那一天是她自嫁到沟里以来，第一次挺起腰杆走路。而母亲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天起，她把我远嫁到城里。就像当初她嫁到沟里一样，慢慢地，我有了妻子，女儿，也有了事业。不同的是，相比于她去岭上看望外公外爷的次数，我回家看她的次数要少得多。
坐在城里的教室，看到白炽灯耀眼的光亮，我想到了岭上的外公外婆，也想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母亲。无数个周末，我站在汉江边，望着东去的江水，总是在想，母亲会不会背着粮食去集镇上给我换回生活费，外公和外婆是不是托人给母亲捎口信，累了就从沟里到岭上来歇几天，别把身体拖垮了，大舅爷是不是还在那面坡地里埋头劳作。
我明白，自己依然是在城里读书的沟里人，在街巷的霓虹里，在繁华的商业街，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显得格格不入。城里的月光下，我依然魂牵梦萦着乡下的灯光。走出大山，走过岭上之后才发现，我的根脉永远都在那个叫作吴家沟的地方。周末回家，必然顺道去岭上，去看看外公外婆，让他们看看我渐渐长高的个头，也要听听他们的叮嘱和教诲。顺着山道回家，走到梁顶，回望不远处的岭上，和小脚奶奶去大舅爷家走亲戚的画面，一帧帧在我眼前回放。只是心里空荡荡的，我感觉岭上也老了，枯藤老树，房屋低矮，就连地里的庄稼都不如大舅爷种得好。物是人非，内心涌动着感伤，也愈加怀念无忧无虑的童年。
外公，奶奶，大舅爷，还有外婆不知道的是，在他们相继去世后，一条乡村道从早年的集镇修到了沟里。四五米宽，路沿还加装了防护栏。从岭上到沟里的路越走越宽阔，现如今只需要十几分钟的车程。每每我载着母亲回沟里，行至岭上，母亲让我减速慢行，帮她摇下车窗，她一定是要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看一看岭上。我知道，她是在看生养她的村庄，在看大树底下外公外婆的坟茔。或许，她是让外公外婆也看看她，看看已经两鬓斑白的女儿，终于把苦日子熬到了头儿，告别了吴家沟，被儿子接进了城。
就在几年前，一根水管从沟里铺到了岭上，就像当初竖起电线杆，将电线从岭上架设到沟里一样。岭上的家家户户打开水龙头，沟里甘甜的山溪从半山腰流向前岭和后岭。和沟里的水扑进汉江的怀抱，走的几乎是一个道，只不过，岭上建起了好多个水塔。曾经，在爷爷和奶奶劳作的地方，他们曾经守护了一辈子的山林，清澈的溪流换了一种方式去岭上走亲戚。我相信，流入水塔的每一滴水，都如同奶奶当年过筛子筛粮食一样，被葱郁的山林粒粒优选。这何尝不是一份口粮，从沟里送到岭上，让他们收起了水桶和扁担。
山水无言，但山水含情。沟里的溪水回馈和反哺着奶奶和母亲的娘家人，和当初大舅爷，外公外婆惦念着沟里的亲人一样，循着情感之路，一步一步急赶慢赶。山道，水道，也包括光道，留下了好几代人出山入山的身影，也留下不曾斑驳的岁月记忆。
若干年前，奶奶和母亲顺着山道进山，为了经营自己的婚姻，是为了成家立业，为了养育儿女。若干年后，溪水从沟里出山，要去岭上报恩。灯花映照着水花，乡村大地处处都发生了变化，这是舅爷、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也包括我的父亲最想看到的。那个把地种出花来的舅爷，也许并不知道，如今种在田里的，不仅仅有小麦，玉米，绿豆和芝麻，也栽种着果树和药材。五彩农业，在广袤大地如锦绣画卷徐徐展开。大地粮仓比昔年更丰赡，岭上和沟里的生活也越来越有滋味。
岁月流转，我也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但情感方位的岭上，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未改变。我也慢慢懂得，岭上和沟里其实很近，近到贴着心，近到一眨眼的工夫，思念就能落到对方的屋檐下；岭上和沟里又很远，远到祖祖辈辈都守着这条沟、这道岭，却从来没走出过彼此骨血里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