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网卣（商） 双鱼纹“君宜子孙”铜洗（汉） 鎏金刻花铜钵（唐） 于右任1940年收藏的六条幅及青铜器实物 □文/图 九九 热点聚焦 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历经三年筹备，重磅推出“金石学在陕西”系列展览的上篇——“追金”篇。这场聚焦陕西地区自商周至清代民国青铜器遗存的特展，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新颖的展陈设计，迅速成为文博界关注的焦点。 据悉，此次展览共展出文物两百余件，近九成为首次公开展出，还首次系统展出了馆藏的54件古器物全形拓。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青铜器的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对金石学千年脉络的深度梳理，带领观众倾听穿越时空的“金石之声”—— 吉金渊薮 为何陕西是金石学的策源地 “为什么陕西能够成为金石学的策源地？就像展览第一单元的名字‘吉金渊薮’一样，陕西各窖藏与墓葬中出土的众多商周青铜器就是答案。”该展策展人、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介绍，陕西拥有得天独厚的青铜器资源，是金石学从发源到兴盛发展的核心舞台。 在展览现场经过多媒体数字走廊转角，迎面便是摆满陕西各大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的高台，如岐山京当乡礼村、长安张家坡、清涧解家沟等窖藏出土的器物皆在其中，爵、觚、簋、鼎等各类器物紧密排列，均是首次公开展出，每件都弥足珍贵。令人意外的是，窖藏青铜器陈列区的C位不是任何一件重器，而是一张占据了整面墙的黑白老照片。照片上是1975年宝鸡岐山董家村窖藏的发现者们，震撼人心的是他们面前从大到小、按器型依次整齐铺展开的青铜器阵。“陕西为什么是‘青铜器之乡’？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青铜器并非一组或一两件出土的，而是‘一坑一坑’出土的。以‘坑’为计量单位，道尽器物之众。”任雪莉解释，这张珍贵的老照片不单展示了青铜器出土最初的模样，更代表着“青铜器之乡”这个称谓的重量，映照着“青铜器之乡”的厚度。比如董家村窖藏中出土8件此簋，其中2件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器内底铸铭文10行112字。而董家村窖藏共出土铜器37件，有铭文者30件，年代从穆王到宣王，几乎历经每个王世，铭文内容涉及西周中晚期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等重要事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值得一提的还有董家村窖藏中出土的五祀卫鼎，其鼎内壁铸铭文19行207字，铭文讲述了西周中期一件土地交易事件，非常珍贵。 当陕南、陕北、关中等不同地区的著名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同台共陈，千年积淀下的威仪自时空交错中呼啸而来，在展览开篇给予了观众最直观的感官冲击。另一侧，泾阳高家堡戈国墓葬、扶风刘家村西周墓葬等商周墓葬出土青铜器则分门别类、各安一隅。“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更加注重器类组合与空间摆放，等级森严的礼器制度，正彰显了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身份。”任雪莉说。 陕西商周墓葬主要集中在渭河流域关中腹地，陕北与陕南地区亦有分布。墓葬年代跨度大、文化内涵丰富、区域特征鲜明。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下，基室所呈现出的面貌犹如凝固的葬仪，构建了等级森严的礼器制度，彰显出墓主生前的地位和身份。泾阳高家堡商周墓葬先后两次共发掘六座墓葬，从1971年到1991年间，前后历经二十载，墓地共出土青铜器44件，其中26件有铭文，8件铭文出现戈形族徽，戈氏为夏遗民，以国为姓，葬俗仍保留浓厚的殷人风尚，有腰坑和殉狗。 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内各博物馆共收藏商周青铜器近2万件，其中铭文过百字者多达90余件，铭文铜器数量与质量均居全国前列，长铭铜器的数量更是高居榜首，而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金文资料不仅成为金石学研究的基础，也奠定了陕西作为金石学发源与兴盛之地的崇高地位。 斯文在兹 青铜器收藏与传承的千年史 商周篇章之后，展览的叙事悄然改变——从吉金重器的展示转向不同时代青铜器的收藏与传承。视角的转换令人耳目一新，展览揭示了青铜器并非仅在商周时期被使用，而是在后世被不断发现、收藏和效仿，其承载的礼乐文明从未中断。 “很多人以为青铜器直至现代才被当作文物来收藏研究，实际上早在汉代就已有人开始关注收藏商周青铜器了。”任雪莉指着一件西周晚期青铜盨介绍说，这件器物并非出自商周墓葬，而是出自西汉墓，是墓主王许生前珍爱的文物。在王许的墓葬中共出土58件器物，墓主棺椁两侧却只摆放了4件西周晚期青铜盨和1件春秋晚期的蟠螭纹铜钟，其余随葬品则统一被放置在墓室东部，个中亲疏不言自明，足见其对这几件青铜器的珍视。商周青铜器在汉代屡有出土，但金石收藏之风尚未形成。自汉直至明清，陕西地区的青铜器承载着华夏礼乐文明延续发展。汉代金石收藏之风尚未形成，但青铜器已逐渐被发现并受到喜爱；唐代寺院遗址、宋代吕氏家族墓均有商周青铜器出土；元代墓葬中盛行仿青铜陶礼器；明清时期则对商周鼎、鬲、尊、卣等器型皆有仿制，并融入了当时的审美。唐代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鸿雁纹银匜，其形制与商周青铜盘匜相仿，体现了沃盥之礼的礼制内核一脉相承。 “唐代的金石文化在‘稽古’与‘融新’间展现出独特的风貌。比如在《左传》等典籍中有‘奉匜沃盥’的记载，大家熟悉的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中有华美的鎏金鸿雁纹及鸳鸯纹银匜，观察二者可以发现，唐代银匜与商周青铜盘匜形制相仿，它们对沃盥之礼的礼制内核一脉相承。”任雪莉说。还有陕西礼泉寺院遗址所出商代青铜器，是唐人发现并珍藏前朝遗物的例证。二者一为藏古于寺，一为循礼于朝，共同演绎出大唐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同时对华夏礼乐文明的承继延续。 当时间来到宋代，陕西蓝田吕氏家族中诞生了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之一——吕大临。他所著的《考古图》开创了青铜器“图、铭、释、评”的著录体例，其“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的治学方法，标志着金石学真正成为“格物致知”的学问体系。 西安孔庙始建于唐代，主要的祭祀仪典为释奠礼，是古代祭祀先祖、先圣、先师的礼仪。西安碑林博物馆现藏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器500余件，涵盖簋、登、铏等传统礼器。任雪莉在台南艺术大学访学时参与过台南孔庙祭祀资料的整理工作，她发现这里使用的成套仿古青铜器与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祭祀礼器形制相仿，不由感慨：“祭祀仪礼千年相承，你会发现不论距离有多远，我们的文化根脉始终是一样的。” 从汉代到宋元明清，不同朝代的国力、风格和偏好器物都不一样，但无论唐时金银器或宋元时瓷器、陶器如何盛行，这些代表着体制礼仪的吉金重器也没有被遗忘，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楮墨传古 全形拓——古代最逼真的“3D打印” 此次展览的特别看点，在于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了“照相术出现前最逼真的器物复制方法”——全形拓。据悉，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54件全形拓在此次展览中悉数展出，时间从清代一直持续到民国，其中不乏吴大澂、郭沫若、傅斯年等学者题跋的珍品。其中体积最大的是大盂鼎全形拓本，占据约2米长、3米高的陈列柜，与现场的大盂鼎复制品相映成辉，磅礴威严。 “以纸墨为媒，传金石之魂。全形拓可谓是聪明的古人发明出的古代版‘3D打印’。”展览策展人之一、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研究馆员万晓介绍，传拓之术约起源于东汉，至唐代已相当成熟。基本步骤分清理器物表面、上纸、上墨、揭取等。早期传拓主要用于碑刻文字的复制传播，兼具典籍传存与书法临习之效。清代中晚期，随着金石学的兴盛，传拓技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传拓范围与形式得到不断拓展。对珍贵且难以移动的青铜器，古人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方法记录其形象，正是依托于传拓技艺的发展，约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一种以墨拓为主要手段，将古器物的立体形状全貌复制表现在纸面上的特殊技法应运而生，这便是全形拓。全形拓以墨色浓淡、线条虚实来再现器物神韵，综合利用墨拓、素描、绘画、裱拓、剪纸等多种技法，将青铜器等古器物的立体形貌转移至平面拓纸上，因此又称“器物拓”“图形拓”“立体拓”。 “清末马起凤首创立体拓，六舟和尚更以‘肖形绘影’的技法将椎拓从工匠活计升华为鸿儒雅技。在所有传拓类别中，全形拓难度最高，它要求拓技者具备熟练的素描、绘画、裱拓、传拓等综合技艺。”万晓说，“全形拓之美在于控制扑墨浓淡轻重，在二维平面上奇迹般地营造出器物的体积感与光影流动使青铜的质感触手可及，也在于其线条对器物轮廓的精准勾勒，既是对器物形制的忠实记录亦是富有金石力度的抽象表达。”全形拓不是单纯的内容复制，而是在制作过程中对传拓内容有所取舍、整体构思，是集金石学、传拓技艺、绘画于一体的二次艺术创作，有整纸拓、分纸拓等不同技法，每一步都力求保留传拓部位的真实性。在摄影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全形拓是再现青铜器形象的最佳方式。知白守黑，虚实相生的观念在椎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使全形拓升华成为一种深具哲学意蕴的独立艺术。 展览中，陕西历史博物馆将青铜器本体与其全形拓作品置于同一展柜，一一对照陈列。观众甫一入厅，便能直观感受到“照相术出现前最逼真的器物复制方法”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如黑白照片般别无二致，连器物腿部纹样、内壁的文字等细节都分毫不差。其中，一组于右任于1940年收藏的六条幅拓本和青铜器本体的相遇尤为传奇。 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宝鸡扶风上康村曾先后两次发现青铜器窖藏。第一次在道光、咸丰年间出土函皇父匜、函皇父簋等器物，第二次是1933年村民掘土时再次发现大量铜器。当时军阀割据、时局动荡，发现者拿出函皇父鼎、伯鲜鼎等部分器物，其余重新埋藏。这批被取出的器物中有7件青铜器几经转手、流散周折，1991年转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而1940年，于右任收藏了六幅全形拓本，所拓正是1933年扶风上康村窖藏部分青铜器。“他邀请马衡、傅斯年、郭沫若等人题跋，拓本应一直被珍藏在他的老家三原县。你看，函皇父鼎全形拓上还有马衡无咎、郭沫若、右任等字样的印鉴。”万晓说。1949年后，于右任同族后辈将其交由陕西省文管会，1955年入藏原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转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至此，扶风上康村窖藏的部分青铜器与它们的拓本，奇迹般相聚于同一座殿堂。万晓在整理馆藏全形拓本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巧合后，当即决定将它们并置展出：“拓本和拓器在同一空间相遇的机会非常难得，这都仰仗于陕西得天独厚的青铜器资源。” 早在2018年，陕西历史博物馆便启动了古籍整理项目，历时三年完成馆藏54件全形拓的系统整理，并将研究成果编纂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古器物全形拓整理与研究》出版。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古器物全形拓本的首次系统集中公布，从器形、铭文、图案、题跋、印鉴入手，对拓本的尺寸、铭文、题跋、钤印、流传收藏等重要信息进行了全面著录与梳理。此次展出的全形拓所涉古器物，除商代太保玉戈、秦代铁权、汉代双鱼纹铜洗外，均为商周青铜器。其中，包括大盂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在内的28件拓本，可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藏品一一对应；另有少量拓本未见前代文献著录，是兼具文物与文献价值的珍贵资料。“这54件全形拓，时代从晚清延续至民国，见证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极高。”万晓道。在54件拓本中有14件带有吴大澂、郭沫若、傅斯年等著名学者的题跋，清代与民国各占一半。清代题跋以吴大澂、韩惠洵等为代表，注重铭文考释、断代定名。民国学者如郭沫若等人的题记，则在继承考据传统的基础上，引入近代考古学方法，重点关注器物流传、功能辨析与族属考证。这些层层递进的学术印记，使拓本超越了复制功能，成为记录中国金石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珍贵文献。 物我同春 金石从“钟”穿越千年 除了丰富的展品，策展人还在展览中埋下了一条贯穿整个展陈的暗线——钟。展览的每一单元都以一件钟作为开始，西周逨钟、宋代大晟钟、明代饶益祀铜钟、清代蟠螭纹钟依次陈列，以“金石之声穿越千年”的意象统摄全展。“这是从古至今青铜器对华夏礼乐传承最直观的体现，可以看到无论是商周的钟还是明清的钟，器型、纹饰、功能等几乎都没有改变，且至今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任雪莉看来，这些钟就像是时代的背景音乐，伴随着观展者一路前行，默然无声，却余音绕梁、永续不绝。 展览的另一大亮点是名为“物我同春”的特别部分。这里花香馥郁、流水清澈，梅兰竹菊等具有书房意象的花材在古典插花大师手中与青铜盘、鼎、簋、尊等巧妙搭配，呈现的各类插花作品中和了青铜重器的肃杀冷硬，展示出与众不同的温润风韵。悦古之风的核心在于以古器为媒，融金石之古雅与花道之鲜活。创作团队选用仿商周青铜觚、尊、古铜盘等器物插花，花材全部取自秦岭本土，将秦川自然风物与上古礼乐文明融为一体，形成独属于三秦大地的插花表达。青铜器也从考据之学优雅地步入了生活美学的殿堂，成为文人精神与自然意趣相结合的绝佳载体。它们或为“盘花”延续佛前供养与宫廷陈设的华贵传统，或为“瓶花”化身书斋寄托林泉之思的清雅逸品，共同构建出最富诗意的景致。 “这并非只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性展览。”任雪莉说，“设置这一部分，正是因为我们希望观众能看到古人开发出的青铜器的另一面——礼器融入生活美学，成为文人的书房雅趣和时代潮流。”展出花材还将根据时令节气而进行更换，让展览常看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