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富
端午放假回乡下老家。家里人忙着包粽子、推豆腐，小孩子满院子追着打闹。没有我的事做，拿出未读完的《城南旧事》，一口气看完。合上书，小英子在胡同里看骆驼的样子还在脑子里晃，望着家门口连绵的大山，一下子就想起小时候读书的光景。
我读小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黔北深山里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大山一座挨着一座，把村子围得严实，山外是什么样子，全靠一张张带字的纸慢慢传进来。刚认得几个字，我就迷上了读书。家里条件差，买不起课外书，只要上面有字，我都当成宝贝。带画的连环画最好看，没图画的小册子也凑合，捧着一行行字翻来覆去看，碰到不认识的字，就连猜带蒙。爷爷屋里的旧唱本、风水先生丢下的残缺书卷、邻居大门刚贴的春联、药瓶身上印的小字，碰到了就拿起来读。中堂画上面的题字太高够不着，就踮着脚、仰着脖子硬读完。就连茅厕里别人剩下的半截报纸，也蹲在那儿一字一句读完。
大姑爹和大姑妈都不识字，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大表哥，在北方当兵。老两口想念儿子，天天盼着远方寄来的信。
每次邮递员送来土黄色信封，大姑爹把信攥得皱巴巴的，手指头来回摸，急匆匆跑进我家院子喊：“山娃爹，帮我念念，老大来信了！”大姑妈跟在后面，手里拎着半筐刚挖的土豆，泥巴都没拍干净，眼里的期盼藏都藏不住。
父亲是村小老师，村里识字的人本就不多。他接过信，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杉树叶的影子落在信纸上面。他念得不快，声音清亮亮的，像搭了一座桥，一头连着北方军营，一头连着家里灶台。
有一回二老又拿着信来，偏偏父亲出门不在家。
大姑妈在院子里扫了一圈，看见我，眼睛一下子亮了：“山娃都上二年级了，认不少字了吧？帮姑妈读读？”
读就读。
我轻轻抽出信纸，纸张发黄，边角磨得毛毛糙糙，带着淡淡的墨味。字迹一笔一画，看着有点潦草，但能看出表哥写得很用心，末尾还歪歪扭扭盖了个小私章。我清清嗓子，学着父亲读信的模样。
“爸爸妈妈，见字如面。”
开头几个字都认识，心里踏实了些。大表哥写的全是家里琐事，问二老身体好不好，秋收谷子收成怎么样，家里的猪长多大了；又说部队的馒头吃得香，北方雪下得大，积雪能埋住脚脖子。
读着读着，冷不丁遇上不认识的字，堵在嘴边念不出来，急得心里发慌。
读到“上个月我还拿了嘉奖”，一个“嘉”字把我卡住了。
我盯着这个字，额头直冒汗，忽然记起村里老人常说的老话：“贵州人生得尖，认字认半边。”只能硬着头皮念：“上个月我还拿了吉奖……”
“啥叫吉奖？”大姑爹皱起眉头。“管它啥奖，得奖就是好事！说明咱娃有出息！”大姑妈连忙接话，满脸欢喜。
我念得磕磕绊绊，像走河滩上的乱石路，深一脚浅一脚，好歹把整封信读完了。放下信纸，手心全是汗。心里先是空了一下，然后慢慢涌上一阵说不出的欢喜。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认字还真管用。后来书读得多了，《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在煤油灯下读书，那点儿亮光，和我小时候在山里守的灯一样。《战争与和平》里隔着千山万水的人和事，读着读着，好像他们的苦和乐就在跟前。《百年孤独》里的雨下个没完，跟老家山里的雨天一样，一下就是好几天。《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那个在阁楼上做梦的少年，不就是当年蹲在老杉树下看那些文字的我吗？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爱看书。翻开书页，总能看见小时候的自己。
合上书，对面是山，一层一层的，跟四十年前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