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盛唐一匹马，一壶饮尽万里风华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扫码了解详细内容 　　□策划/章学锋　撰文/李梅　姚玉甲 　　我是一匹马。 　　准确说，我是唐玄宗李隆基“千秋节”盛宴上，那匹曾御前献寿的舞马。满朝文武的喝彩，御酒入喉的甘冽，是我对开元盛世最璀璨的记忆。 　　我的形象，被艺术家永远停留在那曲《倾杯乐》的最高潮。翻开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等史料，会发现仅在玄宗时，宫中驯养舞马就达数百匹。每年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生日），必于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下举行盛大宴会，以舞马表演助兴。“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我和伙伴们身披锦绣，络以金铃，随着乐声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旋转如飞。 　　曲至高潮，我作为领头的舞马，便会口衔金杯，前膝跪地，将美酒献给端坐于上的天子。那一刻，山呼海啸的喝彩与漫天灯火，共同编织了我对那个盛世最辉煌的记忆。“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唐代宰相张说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精准地定格了我的姿态；而“曲终似邀君王宠，回望红楼不敢嘶”，则是诗人陆龟蒙对我曲终时那份驯顺与荣耀的生动描摹。 　　然而，渔阳鼙鼓，惊破霓裳。安史之乱的战火，将一切繁华碾为齑粉。《明皇杂录》同样记录了我们悲凉的结局：舞马流散军中，“忽闻鼓声，抑扬蹲踞，舞态犹存”，军士视为妖孽，竟被“鞭挞而毙”。我的故事，似乎同那个盛世一起，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只留下诗文中的惊鸿一瞥。 　　我的重生，源于一场惊世的发现。1970年10月，在西安南郊的何家村（原唐长安城兴化坊内），施工的镐头惊醒了沉睡地下约1300年的宝藏。这里出土了两个高约65厘米、腹径约60厘米的陶瓮和一件银罐，内藏金银器、宝玉珍饰、中外钱币、贵重药材等文物1000余件，其中金银器皿就有270多件。这，就是被誉为“20世纪隋唐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的何家村唐代窖藏，这批窖藏文物以数量大、等级高、种类多、保存完好而震惊世界。 　　当考古学家轻轻拂去我身上的尘土，我那鎏金的舞马衔杯图案清晰再现。专家们惊喜感慨：“在唐书和唐诗里，有很多文字记载了舞马的表演过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表演的，直到发现了这件银壶……才让这表演有了生动具体的画面。”我壶身的舞马纹样——翘首摆尾，衔杯跪拜——与唐代宰相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描绘惊人吻合，成为印证那段华美宫廷传奇的、极为罕见的唐代金银器实物。 　　自此，我，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与同出的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镶金兽首玛瑙杯一起，跻身陕西历史博物馆18件国宝级文物之列，并荣膺国家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我从一段缥缈的文学记载，化为何家村遗宝中最灵动、最辉煌的历史信物。 　　但我的价值，远不止于“证史”。何家村窖藏本身，就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据学者研究测算，仅这批窖藏中的金银（折合黄金近千两）和十副玉带銙，其总价值在当时就高达约3830万钱。依据《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天宝年间“斗米之价，钱十三”折算，这笔巨款可购米近300万斗，约相当于15万男丁一年向朝廷缴纳的租粟。 　　我属于哪位富豪显贵？又为何会被埋入地下？这已成为千古之谜。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来自那个国力鼎盛、海纳百川的大唐时代。正如唐代金银器研究专家、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所言：“丝绸之路”的兴盛畅通，为中西方物质与技术交流架起了桥梁，犹如“东风”，催生了唐代金银器工艺的飞跃。何家村珍宝，正是这股东风结出的最绚烂的果实。 　　而我，正是这果实中最能体现“融合”精髓的一颗—— 　　请仔细看我：我圆润的壶身，没有棱角，形似马镫，又像吹满气的皮囊；我颈上那弓形的提梁，是为了便于系挂马背。这并非中原固有的器形。我的造型，模仿的是当时北方契丹族惯用的皮囊壶。契丹与唐王朝关系密切，这种便于骑射携带的器物，正是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然而，我的灵魂却是纯粹的唐风。唐代顶尖工匠以贵重金银代替牲畜皮革，采用经由丝路传入的捶揲、模压等技法，在我银质的躯体上，打造出充满律动感的舞马，再施以鎏金，让金与银交相辉映。工匠们既彰显了皇室尊贵的身份，又巧妙保留了皮囊壶的独特形态与实用功能，可谓匠心独运。 　　在我这里，草原的“形”与长安的“神”，外来的“技”与本土的“艺”，达成了完美统一。正如唐代金银器研究权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所说，何家村金银器堪称“将外来器物造型与中国传统纹样完美结合的典范”。而我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正是这一融合的生动体现：游牧民族的皮囊壶造型，邂逅中原宫廷的舞马祝寿主题，被后世誉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器物上的一次完美‘握手’”。我不仅是何家村宝藏的代表，更是整个盛唐以包容胸怀拥抱四方、将异域精华化为己用的最佳象征。 　　于是，我成了一座桥。 　　我是一座穿越时间的桥，连接着《倾杯乐》的盛唐余音与今日展厅的静谧凝视。当人们吟诵“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时，可以通过我，真切地“看见”那被定格的盛世典仪。 　　我是一座贯通空间的桥，连接着长安的宫阙与北方草原的毡帐。我的“皮囊”之形，诉说着丝路上器物与生活方式的流动；我的“舞马”之魂，则彰显了大唐如何将外来之物点化为自身文明的璀璨星辰。 　　我是一座沟通文明的桥。我曾“出使”各国，在海外大展上，我无需言语，便能讲述一个关于开放、融合与创造的东方故事。我身上承载的，正是盛唐那种海纳百川、自信创新的精神内核。 　　如今，我静静地立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展厅的核心柜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看我。孩子们会好奇：“这匹马为什么跪着喝酒？”来自远方的游客会因我奇特的造型而驻足。而学者则透过我，研究一个时代的工艺、贸易与精神世界。我的生命，在当代以新的方式延续。我的形象走进书籍、化为文创，甚至被制成新颖别致的交卡在无数人手中流转，用另一种方式讲述着千年前的故事，融入今人的日常生活。 　　我所承载的盛唐那种开放、探索与融合的精神，与今日的时代脉搏一脉相承。 　　我是一匹被錾刻在银壶上的马，却从未停止奔跑。我奔跑在从草原到长安的丝路上，奔跑在从开元盛世到数字时代的时光里，奔跑在不同文明相遇、相知、相融的广阔心田。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座桥。 　　我是一座桥，一座用白银捶打、用鎏金描绘的桥。从塞外的风沙到长安的月色，从《倾杯乐》的余音到博物馆的静谧，从古代的匠心到当代的对话——我以衔杯跪拜的永恒姿态，连接着东方与西方，连接着历史与未来，也连接着人类对美好、欢庆与文明互鉴那份共通的、永恒的向往。 　　文物档案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代窖藏文物，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壶体仿北方游牧民族皮囊壶造型，壶身以捶揲、模压技法制作，壶两侧各饰一匹凸起的鎏金舞马浮雕，马颈系飘带，昂首扬尾，口衔酒杯，作蹲踞祝寿状。圈足内有墨书“十三两半”。此壶工艺精湛，造型独特，是唐代金银器巅峰之作，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瑰宝，生动再现了唐玄宗“千秋节”舞马祝寿的传奇场景，是唐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珍贵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