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鎏金铜蚕　我是东方一缕丝　绵延万里丝绸路

鎏金铜蚕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扫码了解详细内容 　　□策划/章学锋　撰文/李梅　姚玉甲 　　编者按 　　博物馆是什么？是收藏时间的保险柜，是陈列历史的档案馆。但，我们更愿将其定义为——一座座“桥”：连接废墟与殿堂，沟通已知与未知，在古今中外的文明光谱间，架起理解与共情的通途。 　　今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全球博物馆将共同聚焦一个温暖而有力的主题“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对丝路起点的陕西而言，这一主题有着格外丰厚的内涵。我们的三秦大地，就是一座由无数文明碎片构成的伟大历史桥梁。 　　为此，《西安晚报》“文博视野”今起重磅推出“我是丝路起点‘N’座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系列报道”，精选多件自陕西出土、闪耀于国家殿堂的国之瑰宝，聚焦这些风格迥异的文明之桥并请文物“开口说话”。每件珍宝都将以第一人称的独特视角，讲述自己如何连接东西、贯通古今、融合技艺、共鸣情感的故事。 　　我们期待，通过这些“桥”的指引，更多人能漫步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会的壮阔图景中，感受历史深处的脉动，理解“一带一路”深厚的文化根基，并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我是一条蚕，一条用铜铸就、以鎏金为衣的蚕。 　　我沉睡的地方，不是帝王的陵寝，也不是贵族的窖藏，而是秦巴山区、汉水之滨的沙石河滩。1984年，石泉县一个寻常的春日，农人挥锄的刹那，惊醒了我在河床下两千年的长梦。我没有庞大的身躯，长不过成人的拇指，重不足一握。当被捧在考古学家手中，我那历经岁月依然清晰可辨的九节腹身、微微昂起的头颅、即将吐丝的神态，让见多识广的专家也屏息凝神——我太像一条真正的、处于生命巅峰的蚕了。 　　我的价值，首先在于这极致的“像”，很多研究学者曾这样评价我：这件圆雕作品细部刻画写实具象，连腹部凹痕都清晰可见，说明当时人们通过蚕桑生产已熟悉蚕的生理结构。 　　这“像”，源于一个文明的深厚积淀。我的出土地陕西石泉县，自古便是“桑柘遍地”。西周时，这里的先民开始养蚕缫丝；至汉代，汉中、安康所在的秦巴河谷，成为帝国重要的蚕桑产区。《史记》载，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带去的货物中，最让中亚、西亚君王贵族喜欢和赞赏的，正是轻薄如云、绚丽如霞的中国丝绸。而我，这件凝聚了工匠对生命细致观察与高超模拟能力的铜蚕，正是“丝路之源”手工业繁荣的缩影，是丝绸产业从养殖到织造完整链条在物质文化中的珍贵投射。我的个头不大，但艺术水准和制作工艺却极佳，体现着中国先辈的智慧：鎏金是一种给金属表面涂金的加工工艺，将金箔熔化于汞，再涂之于器物表面，经过加热之后汞会蒸发掉，金就贴于器物之上，这一技术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就已非常成熟，在汉代尤为普及，我就是这种工艺的杰作。 　　我是一座桥，一座连接桑田农事与帝国伟业的“产业之桥”。 　　我虽小，却重若千钧。我以金蚕之身，象征着蚕桑经济在汉代国家命脉中的重要地位。汉代朝廷推行重视农桑的国策。我可能是一件“奖品”，用于褒奖那些善于养殖、贡献卓著的蚕妇或地方官吏；我也可能是一件“祈愿之物”，被富庶的桑蚕之家供奉，祈求蚕花茂盛，丝帛丰盈；抑或，如一些学者推测，我是一件蕴含“死而复生”信仰的随葬品，寄托着肉身虽朽、精神如蚕蜕化新生的永生之望。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曾指出，此类精工写实的模型明器，是汉代“事死如事生”观念下，对现实重要经济活动与财富形态的象征性概括。我，便是那关乎国计民生的“蚕桑之业”的微缩之像。 　　我更是一座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名片之桥”。 　　在我的那个年代，在遥远的希腊罗马世界，那些皇室贵族们通过辗转万里的丝绸，认识了中国这个古老的“丝之国”。作为和平使者，我见证了东西方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源自东方的神秘丝缕，让罗马的贵族为之痴迷，甚至影响了帝国的财政与外交。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并不知晓这华美绝伦的丝线，竟源自一种毫不起眼的小虫。我，以及千千万万默默吐丝的真实的蚕，则是传奇最沉默也最坚实的起点。当张骞的使团、后来的商队，将一匹匹丝绸运往西方时，他们运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一个古老东方文明利用自然、创造瑰宝的智慧密码。我这条小小的铜蚕，便是这智慧密码的具象符码。2017年5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讲坛，向世界宣告“千年‘鎏金铜蚕’见证了这段历史”。那之后，我瞬间从一件博物馆的静物，化为一个贯通古今、连接中外的文化象征。新华社随后发表评论称，鎏金铜蚕是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也是“一带一路”的文化符号，我的形象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生命。 　　如今，我是一座活化历史、联结古今、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精神之桥”。 　　我不再仅仅是一件玻璃展柜中的汉代文物。我的形象，被印制在《丝绸之路文物》特种邮票的首枚，随着信函飞遍全球；我的故乡陕西石泉县，以我为名，倾力打造“金蚕小镇”，让古老的蚕桑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生机。每年春季，美丽的石泉都举办与蚕桑文化相关的主题活动，那延续两千多年的陌上桑青与室内蚕动，是我生命故事在新时代的回响。 　　如今，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丝绸之路”展厅静静昂首，每天总会吸引成千上万中外游客的目光。孩子们好奇地数着我的腹节，学者则探究汉代鎏金工艺的奥秘，而更多观众则在我身上，读懂了“一带一路”倡议那深厚的历史根基——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植根于古老丝路上绵延不绝的互通渴望与合作记忆。 　　我从汉代一座桑青水碧的河谷中诞生，承载着农人丰收的期盼，见证了一条串联起长安与罗马的万里丝路的开辟。我沉睡于河沙，又重光于盛世，最终在博物馆的殿堂里，向世界低声讲述：最伟大的联结，往往始于最微小的生命；最辉煌的文明网络，其原点，或许就是一条默默吐丝、无私奉献的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座桥。 　　我是一座桥，一座用青铜之骨、鎏金之魂铸就的桥。从秦巴山间的桑叶到地中海畔的精美绸袍，从汉代的“重视农桑”到新时代的“民心相通”——我以昂首吐丝的姿态，连接着农业与商贸，连接着东方与西方，也连接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以及那绵延千年、从未断绝的，合作与交流的闪光之路。 　　文物档案 　　汉代鎏金铜蚕，国家一级文物，1984年于陕西省石泉县池河镇出土。铜蚕通长5.6厘米，胸围1.9厘米，制作精巧，形态逼真，作昂首吐丝状。全身鎏金，虽部分脱落，仍金光灿然。其造型写实，肌理清晰，是汉代卓越的铜铸造与鎏金工艺的结晶。此蚕是国内首次发现的珍贵汉代鎏金铜蚕，被誉为汉代丝绸业与古丝绸之路的象征。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以鎏金铜蚕为佐证，讲述先辈2000多年前开辟古丝绸之路，打开中外友好交往新窗口的壮举。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