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阅涵
蒲松龄为书房题下“聊斋”二字时，刚过不惑之年。
那段时间或许并无特别，妻子刘氏照旧在灶间忙碌，孩童在院中嬉闹。他独坐简陋屋中，看窗外天光缓缓偏移，随后提笔，在门框上写下“聊斋”——不是什么宏阔的斋号，不过是寻找一处能与自己说说话的地方。
说些什么呢？说村口听来的奇闻，说古籍里的轶事，说梦影中恍惚的面容。更重要的，是说给那个在科场屡屡失意却仍未低头的自己。
十九岁那年，他县、府、道三试第一，成了秀才。归途上，少年或许想过许多——中举、及第、光耀门楣，似乎指日可待。可往后半生，命运仿佛一场漫长的玩笑。每一次赴考，皆在最后一步跌落。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鬓发渐白，皱纹深蚀，唯有榜上无名这一结果，年年如旧。
他却未曾停笔。
我总爱想象那样的画面：又一次落第归来，他推开聊斋的门。妻子默默递来一盏热茶，眼里没有责备，亦无叹息，只是静静地等着他自己缓过神来。他便在案前坐下，翻开那些写了一半的故事，继续写下去。
写一个叫宁采臣的穷书生，如何遇见名唤聂小倩的女子。写总是含笑的婴宁。写那些在现实里求不得的暖意，在纸页间一寸寸生长出来。每写完一篇，窗纸或许正透出熹微——天亮了，他又要起身，去做那个为生计辗转的老师，那个勉力支撑门户的丈夫与父亲。
聊斋的那扇窗，始终开着。白日，他穿过黝黯的林间小路去授课。那条路，他走了数十年，从青丝走到白发。而在这条路上，刘氏是懂他的。十五岁嫁入蒲门，陪他经历所有起落。家徒四壁，她不曾怨怼。他在书房握笔至深夜，她便在门外借着微光做针线，不扰，也不催。待他推门出来，总见她还醒着，侧影在灯下柔和如静水，不扰不催。这是刘氏给他的温厚，亦是聊斋的底色。《聊斋志异》从来不是一气呵成的。它是在课徒之隙、落榜之恸后，在无数个昏灯摇曳的夜里，一字一句慢慢生长而成的。
晚年，蒲松龄终于得补贡生。那年他已七十一岁，须发如雪，腰背佝偻。接到文书那一刻，心中是欣喜，是释然，抑或只是一片恍惚——原来此生，还能等到这一天。
而此时，《聊斋志异》早已在民间悄悄流传。有人誊抄，有人传阅，有人读罢拍案称奇。这部书未让他科场得意，却在另一条路上默默通向了更远的地方——借狐鬼之悲欢，照见世道人心，写尽了一个时代里渺小个体的挣扎与守望。
我时常想，倘若蒲松龄十九岁便进士及第，世间可还会有《聊斋志异》？或许不会。他大抵会成为某地县令、某部官员，在史册中留下几行端正却模糊的记载。若是那样，我们便不会有聂小倩，不会有婴宁，不会有那些三百年后依然在人们唇齿间存活的魂魄。
所有失意，原来都在为另一种成全铺路；只是行路之人，当时并不知晓。蒲松龄在序中写：“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他以为懂他的，唯有幽冥中的魂魄。可我想，真正懂他的，是每一个在人间跌撞却不曾放弃的身影，是每一个深夜里明知未必有成却仍愿“试试”的孤灯下的执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