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虎符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右丞相印”封泥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 杨全节鱼符 陕西考古博物馆藏 □文/图 九 九 近日，“博古鉴今 共筑长城——文物中的国家安全”主题展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开展。据悉，该展由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中共陕西省委国安办，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共同主办,展览通过解读旟鼎、符节、陶囷、铜钱等文物,解码古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国家安全意识。文物作为不可再生国家文化资源，守护文物安全就是守护国家文化安全。 2026年4月15日是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本期就让我们以陕西文物为媒，一起追寻历史深处的国家安全智慧—— 西周旟鼎 青铜铭文里的“王土”契约 此次展出的西周旟（yú）鼎由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高77厘米，重78.5千克，属于西周早期常见的立耳兽首垂腹蹄足鼎。其距今约三千年，形制浑厚，内壁刻有古朴铭文，既具有周初青铜器的特征，铭文铸刻时代明确，被认为是周康王时期的断代标准器。 鼎通常视为传国重器，象征着国家和权力，此外也是铭功颂德的礼器。在周代，国君或王公大臣会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铸鼎，以铭记盛事，旟鼎便是这一象征的体现。旟鼎铭文所揭示的，则是西周立国的根本制度——“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鼎内铭文共有4行28字，记载了八月初的一天，王姜将三块田和田中待收获的禾稻赏赐给了旟，旟为了感激称颂恩德，铸此鼎纪念。旟鼎铭文，正是一份“土地赏赐记录”的青铜存档。它如同西周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以最庄重不朽的形式，明确了土地权益的来源与归属，体现了王权对核心资源土地的绝对控制。西周建立之后，为加强统治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土地和人口分给诸侯，臣属对君王所赐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即“授民授疆土”，旟鼎内壁的铭文即印证了西周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土地所有制。这套以土地国有（王有）为基础、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的分封体系，在初期有效地确立了周天子的地位，构建了国家的政治框架，维系了社会的稳定。旟鼎沉默无言，却道出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土地制度的稳固与明晰，是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础。 秦封泥 秦帝国“泥坨坨”里的加密技术 “右丞相印”封泥由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缄之以绳，封之以泥，抑之以印”，在战国秦汉时期，古人的保护方法是对重要物品进行加密封缄，秦封泥就是这种加密技术的实证。 如果说旟鼎代表了国家宏观制度的稳固，那么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珍藏的781枚秦封泥，则揭示了帝国机器高效精密运转的微观细节。如何确保穿梭于帝国血管中的公文、律令、军情不被私自拆阅、篡改？秦人的智慧凝聚于这方寸泥块——封泥。其程序严谨如密码操作：文书写就后，覆盖一块“检木”，用绳子捆扎，在绳结处敷上特制胶泥，再用相应的官印在泥上钤压出印文。泥干后，文书便可传递。接收者首先查验封泥是否完整、印文是否吻合，确认无误后，方能敲碎泥封阅览文书。这小小一块泥，成了文书内容不可侵犯的“物理加密锁”。 封泥有效防止了文书在传递过程中被他人私拆偷阅，成为秦官员传递信函文书之前必经的程序。当时，偷拆被发现的后果很严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记载有“毁封，以它完封印印之，耐为隶臣妾”，这便是对非法打破原封泥后用其他封泥冒充的惩罚。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的781枚秦代封泥，出土于西安市北郊相家巷汉长安城遗址，这里也是秦咸阳宫遗址所在，两千多年前曾被秦始皇当作处理政务的“书房”“办公室”。这次出土的封泥内容涵盖了秦时三公九卿、郡县亭里、宫殿苑囿等各方面，不仅内容完整度、文字清晰度相对较好，且品相、规格较高，反映出了秦时郡县制的轮廓和三公九卿官署官员的格局，也为古文字和书法篆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右丞相印”封泥格外特别，它和“廷尉之印”“四川太守”“少府”“西盐”等5枚封泥都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外，馆藏封泥还有“左丞相印”等15枚国家二级文物，“芷阳丞印”等57枚国家三级文物。 此次展出的“右丞相印”封泥之所以珍贵，不仅是因为它有可能曾近距离接触过秦时名臣，还有可能被秦始皇亲手揭落。据史料记载，秦时丞相是辅佐君主的最高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并立，以右丞相为上。历史上樗里疾、魏冉、吕不韦、李斯等名臣都担任过秦国丞相，由他们发出的文书和信件，自然要在封泥上盖上自己的官印。如今再看这枚“右丞相印”封泥，可推断出当时盖有这枚官印的简牍该是呈送秦始皇阅览的重要文件，很可能是经某位秦国右丞相盖印，再由秦始皇亲自确认封泥无损后揭取下来的。 秦封泥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一套标准化、制度化的文书保密与行政验真体系的成熟。它确保了中央政令能够安全、准确地下达，地方情报能无损地上报，从信息流通的层面，捍卫了庞大帝国的行政安全与治理效能。这种“缄之以绳，封之以泥，抑之以印”的朴素方法，比西方类似功能的火漆早了近千年，是中国古代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卓越创造。 秦代杜虎符 “见符即见君，一符镇千军” 赫赫有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杜虎符，是古代兵符的珍贵实物。 “虎符”，是传达命令、调遣兵将的信物。据考证，中国古代凭信制度十分严密，分为符、节。区别在于，符是实施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凭证信物，可作传达命令、调遣兵将的信物，亦可用于身份证明，作为出入国境、关卡的凭证；而节是君主派出使节所持的凭信，是代表君王出征或出使外国等重大事务的证明。较常见的符节包括帝玺、官印、虎符、出使国外的节杖等等。春秋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中所窃的正是虎符。为了保密，虎符设计小巧便于隐匿，君主和将军各执一半，左右符背面各有榫卯可一一对应。符到则君到，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合在一起才能发兵，这就是“符合”一词的来历。在这方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秦代阳陵虎符，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藏的龟符，无疑是珍贵的文物见证。 相较于鱼符，杜虎符、阳陵虎符等展现的是当时高度集中的军事权力，见符即见君，一符镇千军。分则天下太平，合则风起云涌，一个虎符有时能改写一个国家命运。如若是和平年代，虎符更像是一个摆件。但在战争时期，虎符无疑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地位。阳陵虎符为秦始皇调动军队所用，这一文物由青铜制作，可一分为二。虎背上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此兵符右半在皇帝手中，左半存于阳陵的统兵将领处。使臣持右半验证虎符，才能调动军队。阳陵错金虎符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我国现今为止保存得极其完好的一枚虎符。 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汉代张掖太守虎符，长5.6厘米，高2.5厘米，此虎符为半符，虎身侧面嵌“张掖左一”银字，背存“与张掖太守为虎符”于左半边。《三国演义》写有这样一段故事：曹操于赤壁之战兵败，诸葛亮趁机命赵云夺城，并俘获了陈矫，以此取得了虎符。虎符在手，诸葛亮调离荆州守军，张飞便又借此袭取了荆州。采用同样的计策，关羽又趁机攻下襄阳。 一个虎符，在古代有时能改写一个国家的命运，左右诸事走向。这既证明了虎符这类合符制度下的兵符地位之重，也暴露其在当时存在的诸多漏洞。 “见符即见君，一符镇千军”。从战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传奇，到秦代“阳陵虎符”上“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的铭文，再到汉代“张掖太守虎符”，虎符制度贯穿了帝国军事体系的神经中枢。它将分散的军事力量，通过符节的物理连接，牢牢收束于中央君权之手。军事指挥权的集中与安全认证，是古代国家生存最直接、最要害的命门。虎符，正是这道命门上最精密的一把锁。它的形态虽从虎变为唐的鱼符、兔符、武则天的龟符，但其“分合以验真”的密码学内核，已深植于中国政治文化之中。 “照身帖” 最早的“身份证”是商鞅发明的 军事调兵需虎符，那日常的官员出入、百姓行止，又“凭”什么呢？历史的答案在演变中逐渐清晰，并同样闪耀着安全智慧的锋芒。 真正称得上是“身份证”发明者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据考证，秦汉栎阳城遗址，位于西安市阎良区东部的石川河畔。据文献记载栎阳北依荆山、南眺渭水，这里出土了口沿上有“栎阳”及“宫”字陶文的陶壶，提示栎阳三号古城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发生地。这里曾三次建都，被誉为中国的改革之都、法治之都、诚信之都。2001年，栎阳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成功入选“2017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及“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 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一个全民持有“身份证”的国家。这正是因为商鞅在实施变法时，为保证律法的执行度并规范户籍制度，而发明的能确认百姓身份的证明——“照身帖”。这是一项极具创新意义的改革措施，而“照身帖”是可考的出现最早的身份证明。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为了加强人口管理和治安防控，下令制作“照身帖”，作为身份证明文件上面详细记录了个人的姓名、籍贯、外貌特征等信息。律法严令，每一个秦国人都必须持有“照身帖”。两千多年前的里耶秦简中，有24枚关于秦朝行政制度中户籍登记档案的简牍，其中有一片残简很像现代的身份证。当时的“身份证”是用文字来描述样貌的，图中秦简记录了邯郸韩审里的男子吴骚，文字内容显示他的皮肤有些黄，还有椭圆形的脸，身高一米七左右。与现代住宿会使用身份证进行登记一样，秦国百姓出行或投宿也必须出示“照身帖”，否则旅店皆不得留宿，关口亦不得放行。而没有的人会被当作是非法黑户或间谍，无人敢收留，以免被牵连犯下包庇连坐之罪。 杨全节鱼符 唐代官员“工作证”的通行密码 据考证，陕西考古博物馆藏的唐代杨全节鱼符，无疑是唐代官员的“工作证”。 隋唐时期，朝廷发给官员的是类似工作证的鱼符，其上刻有官职等字样，分左右两半，左符放在皇宫内廷，右符由本人随身携带，这样可以验证其人真伪。杨全节鱼符出土于武则天的表兄杨全节的墓葬，正是他当年出入皇宫的门禁凭证。杨全节鱼符是太子左内率铜鱼符，其鱼目圆睁、鳞甲分明，鱼符内侧刻有佩戴之人的官衔等文字，鱼身中脊处暗藏机关，分为左右两半，背面刻有“同”字，只有当两半合在一起时，才能验明佩戴者的身份。这种设计充分体现了古代的“密码学”，两半符牌同符合契。 目前，考古发现和传世的唐代鱼符非常少，因为按唐代制度，只刻官职而不刻姓名的鱼符在官员离任时是需要上交的。这枚杨全节鱼符之所以罕见，是因为鱼符之上虽然只刻写了官职并未刻姓名，可杨全节过世后，鱼符不仅未曾被上交反而随之入了葬。据考古学家推测，这样将鱼符随葬的罕见例子，可能与武则天对杨全节的特殊恩宠有关。杨全节或许声名不显，但他有两个孙女：其一嫁给了唐玄宗李隆基，生有一子即为唐肃宗，被追封为元献皇后；另一个嫁给了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是为节愍太子妃。由此可以推断出杨氏家族在唐高宗和武周朝时显赫的地位。 鱼符中的一类属于功能性鱼符，有需要时取出相验，不必随时携带。还有一种类型称作随身鱼符，必须随身佩戴。《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其中“明贵贱”正是对官员们身份和地位的区分，不同品级所佩戴的鱼符在材质、形制和装饰上都有所不同。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鱼符均用黄金打制，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则为铜质。随身鱼符必须配以相应级别的袋子，称为鱼袋。在陕西的唐代章怀太子墓中，就出土了有鱼袋图样的壁画。此外，唐朝还凭借强盛国力将鱼符制度推广至海外，给藩属国使者发放鱼符。这一类鱼符以雌雄区分，雄符留在唐朝，雌符交于使者，再有来使，就以雌雄符相合来勘验其身份。关于这段历史，《新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藩国亦给之，雌雄各二十，铭以国名，雄者进内，雌者付其国。朝贡使各赍其月鱼而至，不合者劾奏。”此外，《旧唐书·舆服志》还记载：“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是指武则天时因“龟”代表玄武，与“武”相关，因此鱼符被改为龟符。武则天还按官品高低将龟符分为金龟袋、银龟袋、铜龟袋，也因此有了“金龟婿”之说。唐代著名词人李商隐在《为有》中写道：“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综上所知，虎符、鱼符和龟符专符专用可谓“密码学”鼻祖，虎符、鱼符和龟符等是专符专用，在通信手段尚不完善的古代，铸成不规则的两半已足够制造复杂的随机信息，且对制作材料、冶炼工艺、篆刻错金等要求极高。所以，鱼符、虎符、龟符等都极难被仿制，精妙严谨足够安全。在通信手段尚不完善的古代，先人用这样精致精巧的工艺品传达讯息，小小一个符牌竟然蕴含着这么大的力量，不得不再度感叹先人的技艺和智慧。 钱币、陶囷与陶水井 经济、粮食与消防中的安全智慧 货币的统一与稳定，是古代帝国经济安全的生命线。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正是这场千年金融安全实践的两座里程碑。 此次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的秦半两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全国通行统一的货币。战国时期，由于战乱纷争、货币不一、物价动荡，经济根基不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币制改革，铸造外圆内方的“半两钱”。秦半两钱不仅蕴含“天圆地方、一统天下”的哲学，更以严格的铸造标准和严惩私铸的法令，终结货币乱象，将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的金融安全实践，以统一货币主权、稳定经济秩序，夯实了大一统的根基，印证了“金融安则国安”的千古真理。 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钱币，是汉五铢钱，从汉武帝时期一直沿用到唐高祖时期，时间长达700多年。汉承秦制，却一度因下放铸币权导致私铸泛滥、钱轻物贵，甚至威胁政局稳定，汉武帝力行六次币制改革，最终确立“五铢钱”为法定货币，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通行五铢钱稳定了物价、促进了贸易、充实了国库，支撑起大汉的煌煌盛世。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任何时代国家安全最基础的民生维度。而储存粮食，防范灾患，则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具体实践。展览中的汉代陶囷模型与陶水井明器，正是这两种意识的微缩呈现。此次展览展出不少陶囷，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粮食安全自古便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说文·囗部》中记载：“囷，廪之圜者，从禾在囗中。”即囷是一种贮粮设施。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粮食储藏方式与设施变得更加多样，可以分为地上建筑和地下窖穴，并出现各自专有的名称。如地上建筑有仓、囷、庾、廪等，地下窖穴有洺、窦、窖等。囷，一般为地上的圆形储粮设施，根据建筑样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深筒形囷、矮胖筒形囷等。其顶部建造形式也很多，设计细节体现了古人在粮食仓储中防潮、防鼠、防霉、通风的精密考量。 而与粮仓安全紧密相关的，是消防安全。粮草重地，最惧火灾。秦汉时期，我国古代消防法规治理体系已趋向系统化。如睡虎地秦简提到，春季气候干燥，不允许烧草木灰作为肥料，以免引起山林火灾。对府库类建筑的防火问题也极为重视，要求在仓储之间加高墙，作为防火墙。古代主要利用水扑灭火，消防器材主要有水井、水缸、水桶、盆等储水工具。秦遗址中出土有实用的井圈，汉墓中经常出土一些水井明器，其实就是古代特殊的“消防井”。它们不仅反映了生活用水之需，也暗示了其“消防栓”的功能。一旦火起，“井”便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水源保障。这种“储粮”与“备水”的结合，体现了古人“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安全观，从“储备”与“防御”两方面，构筑起民生安全的双重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