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艳霞
清明节放假，我赶早回了老家。午后，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梨树下翻一本书。阳光从头顶漏下来，碎碎地，在纸页上跳来跳去。偶尔一阵风，几片花瓣落在字缝里，我正要拂去，一抬头，看见了父亲。
他站在梯子上，正踮着脚够枝头最密的那几簇梨花。梯子有些年头了，吱呀吱呀地响。我放下书，喊了一声：“爸，你干吗呢？”他低头看我一眼，手里没停：“摘花。给你做罐茶。”就这么两句，他又转过头去，专心对付那根枝条了。阳光从花隙间洒下，在他肩上落一片、跳一片。
索性合上书，我搬凳坐在院中，看他做这罐茶。父亲摘花很慢，不像干活，倒像挑东西。他不要全开的，说香气散了；也不要花骨朵，说味道出不来。专挑那种开了五六分的，拇指和食指一掐，花朵顺着指尖落进掌心，再攒到小篮子里去。他的手粗，干惯了地里的活，捏着那些薄软的花瓣却轻得很，恰似捏着什么容易碎的东西。摘了小半个时辰，篮子底铺了厚厚一层。
我以为摘下来就能用了，父亲却把花瓣倒进一盆清水里，又捏了一撮盐撒进去。“不泡一泡，喝起来发苦。”他一边搅一边说，“你妈以前做槐花包子，也是先焯水，一个理儿。”这是他少有的解释，说完又闷头干活了。花瓣在水里浮浮沉沉，宛若一群小小的白蝶。泡了一刻钟，他把水沥掉，把花瓣捞出来，铺在竹匾上，端到屋檐底下阴干。
那竹匾平时晒黄豆晒绿豆，今天晒起了梨花。父亲时不时走过去，用手轻轻翻一翻，犹如晒粮食那样上心。我笑他：“几朵花，这么仔细。”他头也不抬：“做不好就白费了，明年还得等。”我愣了一下，没再说话。是啊，梨花一年就开这一回，错过了，可不就得等明年！
晾到太阳偏西，花瓣软了，原先的那点水汽不见了。父亲从屋里抱出一个陶罐，就是那只我从小就见过的粗陶罐，土黄色，肚大口小，罐身上还有几道裂纹。他打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早就备好的茶叶，普通的绿茶。他说这种茶吸得了香，太好的反而压不住花味。然后就见他一层茶一层花，仔仔细细地码进去。码了好几罐，用牛皮纸封住口，扎上麻绳，放到碗柜顶上的角落里。
“这就行了？”我问。“等着。”他说，“窨上一夜，半夜得起来翻一遍，不然热气闷着，花就不香了。等花香吸进去，再把花筛出来。然后还得再焙一焙。”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听出来了，这茶得好几道工序，得折腾好些日子。
等天完全黑透，父亲拍拍手上的灰，转身进屋做饭。我站在碗柜旁边，又看了看那些罐子。它们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在柜顶，土黄色的肚子鼓鼓的，装着下午摘的那些花，装着那些绿茶，还装着这个下午的阳光和风。
晚饭端上桌的时候，父亲问我：“后天走？”我说：“后天走。”他没再说话，低头扒饭。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他的手指上还有白天摘花时沾的汁痕。
第三天一早，我背上包准备返程，父亲从柜顶上拿下一罐，递过来，就是那只粗陶罐，罐口还用牛皮纸封着，麻绳扎得紧紧的。“路上别压着。”他说。我接过来，放进包里，按了按。车子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还站在门口。那罐茶就在我身边的背包里，硬的，圆的。梨花落了，但它跟着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