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作者：刘墨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 墨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接到朝廷新的任命：“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接到任命的苏轼离开徐州，三月十日到了南都，既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弟弟苏辙，也去拜访了他的大恩人张方平。此间，苏轼还小病一场，然后就在弟弟那里静静养病。
半个月后，苏轼动身前往湖州。在赴任途中，他先到了灵璧镇，应张硕之请，写了一篇《灵璧张氏园亭记》；过扬州时，他的老朋友鲜于侁在那里做知州，苏轼做客平山堂，写了一首《西江月》怀念他的恩师欧阳修。
而苏轼并不知道，一张围攻他的“网”，已暗暗地张开了……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到湖州后的苏轼依例向皇帝进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神宗皇帝喜欢苏轼的文章，读得入迷时，吃饭都会不知不觉地停下筷子。
因为这封谢表，暗中窥伺他已久的政敌终于出手了。
苏轼之所以受到这些人的攻击，一方面是因为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黯然离开了京城；另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也被罢了相，皇帝以吴充为相。乘王安石变法之机才得以进入朝廷并占据了重要位置的“新进”们为了保住自己，自然要极力阻止保守派卷土重来。反对新法的大臣们多数已经退居于野，苏轼自然就成了他们集体围剿的目标。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发难。他将苏轼谢上表中的“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解读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因为在何正臣看来，苏轼对于新法的指责与嘲讽，几乎无处不在：“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
同样是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也从苏轼的诗中找到许多非议“新法”的内容，将其上纲上线，必欲置苏轼于死地。
神宗皇帝接到上奏后，似乎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多么严重，将这二人的奏表交中书复议。
七月三日，曾被苏轼讽刺过的李定也上札论苏轼有四大罪过，因为在李定的眼中，苏轼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却浪得时名、偶然考中制科进入儒者行列的混子而已，圣上待其宽容却拒不领情，肆无忌惮地以诗文诽谤朝廷大政，像他这样特别能蛊惑人心的人，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说何正臣和舒亶二人的上奏只引起了神宗皇帝的注意，那么，李定的札子，却受到了神宗皇帝的重视，神宗直接指示将苏轼“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于是，苏轼就落入了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张璪、御史中丞李定的手中。张璪虽然是与苏轼同年的进士，然而他却紧紧追随王安石、吕惠卿二人，与舒亶的交情也极深。这几个狠人联合出手，苏轼的命运危在旦夕。
七月二十八日，钦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日夜兼程赶到了湖州，将苏轼逮捕解往京师——虽然在此之前，王诜已经将消息透露给了苏辙，苏辙派人连夜捎信给苏轼，但皇甫遵仅比苏辙派出的送信人晚到了一步而已，茫然中的苏轼还没来得及做好任何准备。
但仔细排比这一时期的史料，会发现奉命逮捕苏轼的人还是给了他一点儿时间，让他与家人道别。苏轼甚至有时间给苏辙写一封信，他也许想到自己这一行“必死无疑”，信中交代了许多后事——但奇怪的是，几乎完整地保留了苏轼所有文字的文献中，却独独不见了这封信！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被押解入京的途中行至太湖鲈香亭下时，月明如昼，波光粼粼。此际，押解他的船出了故障，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开始修理船舵。
苏轼却心神不宁，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他清楚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会牵连到许多亲友，这些亲友也会因他而被捕入狱……想到这些，苏轼觉得不如索性纵身入水，让一切都戛然而止的好。
不过，那些奉旨押解苏轼入京的吏卒却十分尽责，这些人在他的前后左右将他看护得严严实实，使他几乎没有机会自杀；同时，他也因想到自杀之后弟弟苏辙不知会被如何处置而打消了这一念头。另外一种说法是，他的确曾试图跳水自杀，然而在这一紧要关头被一个监卒死命拉住。此后，对他的看守更加严密。
文献没有留下这位监卒的名字，但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这位监卒。如果苏轼此时自杀，包括《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在内的一千一百篇文章就没有了；包括“不识庐山真面目”等在内的一千多首诗就没有了；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内的二百首词就没有了；被后人评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就没有了；中国文人写意画的代表之作《枯木怪石图》就没有了；西湖上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就没有了；甚至“东坡肉”也没有了……此时，四十四岁的苏轼正好处于他人生的三分之二时段，如果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我们所熟悉的苏东坡。
扬州太守鲜于侁知道苏轼被捕的消息后，就在岸边候着，他希望能与苏轼单独见上一面，但被御史台的吏卒阻止了，只能怏怏而归。
在苏轼被押解赴汴京的途中，他的家人去南京商丘投奔苏辙。
在押解途中，御史台突然下令搜查苏家，要将苏轼反对新法的证据全部找出，于是朝廷又派人去追赶他的家人。搜查苏家的命令传到宿州，地方官吏更是加大了办案的力度，王夫人等乘坐的船只被团团围住。他们登上船来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一家老老少少，吓得战战兢兢……
这种情形，后来被苏轼写在给文彦博的信中：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苏轼的大量手稿，就这样被毁了百分之七八十！
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苏轼入御史台狱中，被关在知杂南庑一个单独的囚房里，房间狭窄、阴暗、潮湿，屋顶上有一个天窗，苏轼觉得像被关进了一口极深极深的井里……
他一进狱中，就被问及家里是否有皇帝所赐的免死誓书铁券——这一般是犯了死罪的人才会被问到的问题。
在牢里，苏轼又动了自杀的念头。
一是绝食，一是服毒。
关于苏轼准备服毒自杀的事情经过，被记录在《孔氏谈苑》卷一中：“子瞻忧在必死，常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窖之土中，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原来他偷偷带着青金丹进了监狱，将药埋藏在土中，随时准备自杀。
苏轼将过量的青金丹藏在囚房的一个小土坑中以备用。他下了决心，如果明确得知自己犯了死罪，那么他绝不等到上刑场那一天，索性在被处死之前服毒自杀，以保住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