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之二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胡人打马球图》 唐韩休墓壁画《乐舞图》（局部） □文/图 赵 津 编者按： 当我们置身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前，与唐代章怀太子墓《客使图》上那些深目高鼻的使者目光相接时，一种超越时空的震撼扑面而来。在惊叹于那些流光溢彩的“胡风”景象时，我们在看什么？是奇装异服的猎奇，是万国来朝的繁华，还是中西合璧的工艺奢华？ 陕西作为唐代都城所在地，是唐墓壁画出土最为集中的区域，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着李寿、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房陵公主等20余座墓葬出土的500余幅壁画，总面积逾一千平方米，其收藏数量之丰、文物价值之高，在全球范围内都首屈一指，成为解码大唐胡风与丝路文明的核心密钥。 本期，特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赵津，引领我们穿透炫目的色彩，直抵历史现场，聆听唐墓壁画中传来的文明交融的宏大回响—— 异域身影：壁画里的“万国来朝” 千余年前，丝绸之路的驼铃声穿越戈壁荒滩，各国商贾循着古道，将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纸张远销中亚与欧洲，亦将世界各地的香料、药材、技艺与文化带入长安。出于商业贸易、宗教传播、遣使纳贡等诸多缘由，唐朝境内活跃着大量胡人身影，他们既是丝路文明的传播者，也是大唐盛世的见证者。对于域外来使，唐朝设立鸿胪寺、礼宾院、典客署等专门机构，专职负责接待事宜、处理外交事务。唐代文献中关于鸿胪寺官员接待异域使者的记载虽颇为丰富，但以图像形式直观呈现这一场景的，唯有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最为珍贵，堪称“万国来朝”的活化石。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墓壁画珍品馆中，这幅彰显盛唐气象的《客使图》静静陈列。壁画高185厘米、宽247厘米，画面中共绘六位人物，前三位为唐朝鸿胪寺官员，身着初唐朝服，头戴笼冠，身着阔袖红袍，白裙曳地，腰系绶带，手持笏板，足登朝天履，呈三角状伫立。三人气度沉稳雍容，神情肃穆端庄，面面相对，似在商议接待事宜，尽显大唐官员的从容与威仪。画面后侧三位为异域使者，容貌服饰各具特色，鲜活再现了当时的外交图景：为首一人秃顶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虬髯，身着翻领紫袍，腰束革带，足蹬黑靴，据其相貌衣着推断，应为拂菻国（中国古代对拜占庭帝国的称谓）使节；中间一人面庞丰圆，须眉清晰，朱唇饱满，头戴尖状小冠，冠前涂红，旁插鸟羽，身着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着大口裤、黄皮靴，应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使者；最后一位头戴翻耳皮帽，面容圆润，身着圆领黄袍，腰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着黄色毛皮窄裤、黄皮靴，推测为我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室韦族或靺鞨族使者。 除《客使图》外，李寿墓的《骑马出行图》、李凤墓的《男侍图》、张去逸墓的《胡人奏乐图》、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及李凤墓的《牵驼出行图》等壁画中，亦不乏胡人的身影。他们或为仪卫侍从，坚守岗位；或为胡伎乐师，抚琴奏乐；或为猎师胡商，逐猎经商，身影遍布唐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丝路交融最生动的注脚。 胡物入唐：烟火中的异域点缀 “谁能载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绣筵。”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诗句中这样描绘胡风盛行的大唐。那些源自西方的金银器物与珍贵饰品，成为贵族阶层竞相追逐、彰显身份的象征，也悄然融入寻常生活的烟火气中。唐懿德太子墓壁画《宫女图》中，一名宫女手中捧持的，便是一件极具异域风格的金杯。这幅壁画中的金杯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饰有莲瓣纹的杯盖，中部杯身呈直筒状，周身环绕莲瓣纹饰，下部为规整的杯托，通体鎏金，色泽莹润。捧杯侍女秀丽端庄，神态恬静温婉，结合画面场景推断，应为懿德太子临睡前的侍奉场景，一件异域金杯，为宫廷生活增添了几分华贵与别致。 大量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证实，外来金银器在唐代的应用极为广泛，渗透于宫廷与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了1000余件唐代文物，涵盖金银器、玛瑙、琉璃、水晶器、金饰品等，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全、保存之完好、价值之高昂，均为国内其他窖藏所无法比拟。虽窖藏主人的身份至今仍是难解的历史谜团，但可以确定绝非普通贵族所能拥有，必为皇亲国戚或朝廷重臣。不仅贵族热衷收藏外来器物，帝王亦不例外，唐太宗曾将随身自用的金胡瓶赏赐给心腹大臣，以此彰显宠爱与信任，成为胡物融入宫廷政治的生动见证。 1987年，法门寺地宫的发掘震惊中外，除发现保存完好的四枚佛指舍利外，还出土了用于供养舍利的金银器、琉璃器、秘色瓷、丝绸、石刻等珍贵文物上千件。据地宫《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与《物账单》石刻记载，这些器物多为唐懿宗、唐僖宗及皇亲国戚所奉献，其中不乏西域传入的珍品，进一步印证了胡物在唐代的盛行。 除了金胡瓶，晶莹剔透的琉璃瓶、杯亦是唐代贵族追捧的珍品。壁画《宫女图》中，一名手捧高脚杯的女子折腰挺腹，亭亭玉立，身姿如风中杨柳、摇曳莲花，娴婉柔媚，容光绰约。她身着朱色窄袖衫，肩绕素色披巾，绿色长裙曳地，手中高脚玻璃杯中，酒浆澄澈，似在轻轻摇荡，将异域器物与唐人风姿完美融合，尽显盛唐女子的灵动与华贵。 胡服男装：盛唐风尚的缩影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玄宗时期，宫中妇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也就是说，无论是宫廷之内还是市井之中，无论是贵族女子还是民间妇人，皆有身着男式衣衫、足蹬男子皮靴的风尚，女子服装男性化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鲜活的生活场景，被工匠们精心镌刻于唐墓壁画之中，跨越千年，依旧能让人感受到盛唐女子的自由与洒脱。 无论是章怀太子墓的《客使图》《门卫图》、永泰公主墓的《宫女图》，还是房陵大长公主墓的《托盘提壶侍女图》，都大量出现身着大翻领、窄袖紧身西域服饰及胡人服饰的唐人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唐人喜好胡服的社会风尚，女子着男装的潮流，更是贯穿其中。唐代女子的服装主要分为三大类，即上衫下裙、胡服与男装。 “唐裙”中最负盛名的便是石榴裙，色彩艳丽，款式灵动；而胡服则是唐代的舶来品，款式简洁紧身，便于活动，深受唐人喜爱。唐代诗人元稹曾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五十年来竟纷泊。”生动描绘了胡服胡妆在唐代的盛行景象。也有研究者认为，唐朝统治者出身关陇集团，兼具胡族血统，崇尚武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胡服的流行。至于女子着男装的缘由，虽众说纷纭，但无疑是唐代社会开放、妇女地位提升的直接体现。 服装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折射出唐代妇女的自由与开放。出土于唐高祖李渊第十五子李凤墓的《捧物男装女侍图》，便生动刻画了一位身着男装、手捧包袱、缓步前行的侍女形象。画中的侍女头戴黑色幞头，身着大红色圆领袍服，下着条纹波斯裤，足穿线鞋。线鞋是一种便于活动的轻便鞋履，多以麻绳编底、丝绳做帮，做工考究，尽显精巧。值得注意的是，唐墓壁画中女扮男装的侍女，大多足下仍穿女鞋，这一细节既体现了女子追求精神自由、模仿男装的风尚，也保留了自身的女性特质，尽显儿女情趣，成为盛唐社会包容多元的生动佐证。 “胡坐”优雅：起居风尚的革新 在唐代之前，汉族人的社交与日常生活中，所谓“坐”，实则是跪坐——双膝着地，臀部置于脚后跟之上；即便有条件，也只是席地而坐，铺一方蒲垫，便为坐具。这种起居习俗，自炎黄以来延续千年，世人习以为常。而凳子、椅子等高脚坐具，实则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发明，最初被称为胡凳、胡椅，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逐渐传入中原，改变了唐人的起居习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实物佐证，人们对“胡坐”的具体形象，多停留在文献的文字描述之中，直至唐墓壁画的出土，才让这一古老的起居场景重见天日。 1987年，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南里王村唐韦氏墓出土的壁画《树下弹琵琶的仕女》，便清晰呈现了“胡坐”的形象。画面中央，一株参天古树挺拔而立，树下点缀着花草玩石，清幽雅致。树前空地上，绘有两位人物——一位仕女与一位舞伎。仕女应为墓主形象，体态雍容，神情典雅，头梳乌蛮髻，身着白色窄袖衫，外套黄色半袖，下着绿色曳地长裙。她右腿盘曲坐于凳上，左腿着地，怀抱琵琶，神情专注，尽显优雅从容。其身旁的树下，一位男舞伎头戴方巾、身着黄袍，正随着琵琶乐曲，拧腰摆胯、甩动双袖，翩翩起舞，一派闲适惬意的场景。 马扎的雏形源自胡人坐具，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古时，游牧民族常年骑马驰骋，在马背上绑扎垫物，便成为最早的马扎，其又称胡床。胡床由八根木棍组成，上有两根横撑，座面以棕绳联结，下有两根横撑为足，中间各有两根木棍相交作为支撑，交接处用铆钉穿轴，造型简洁，使用方便，可张可合，张开可作坐具，合起可提可挂，便于携带，用途广泛。据研究者考证，胡床作为一种外来坐具，自西域传入中原后，在唐代逐渐普及开来。受其影响，传统床榻、几案的高度不断增高，椅子、桌子等新式高脚家具品种日渐增多，逐渐走进唐人生活。 桌椅的出现，也改变了唐人的进餐方式，围坐一桌共食成为可能。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期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的墓室壁画中，年代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画面中人物在桌上切割食物的场景，生动再现了高脚家具的使用场景。至五代时期，这些新式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桌、椅、屏风、大床等室内陈设一应俱全，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标志着中原起居风尚的彻底革新——而这一切，皆源于胡坐的传入与融合。 胡食飘香：舌尖上的丝路交融 在我国古代，对外来事物的命名，常常冠以“胡”字，“胡”最初指代我国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后逐渐延伸为对异域的统称。《旧唐书》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食，贵人御馔尽享胡食。”事实上，唐代的胡食之风，并非仅流行于贵族阶层，而是席卷整个社会，上至帝王贵胄，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胡食充满热情，让舌尖上的丝路交融，成为大唐盛世的又一印记。 1987年，长安韦曲发现一座中唐墓葬，墓室东壁绘有一幅壮观的宴饮场景，展现的正是唐人野外游宴的时尚，研究者将其定名为《野宴图》。这幅壁画是众多唐墓壁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幅，也是目前所见表现唐人宴饮活动最完整、最生动的作品。画面之上，祥云缭绕，地上摆放着一张长方形大食案，案上摆满了杯盘碗盏，盘中盛放着各类馔品，其中部分馔品呈山石模样，正是当时盛行的食品雕刻工艺的生动写照。食案三面围坐着九位衣着整齐的男子，他们或举杯对饮，或谈笑风生，或大快朵颐，或拍手欢笑，或注目食案，或眺望远方，神情各异，栩栩如生。食案两侧，还有年少侍者托着茶盘，恭敬地送上清茶，整个场景热闹祥和，尽显唐人宴饮的闲适与洒脱。 《野宴图》中，胡食的身影随处可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种类似于现代冰淇淋的食品——酥山。酥山并非仅见于此，在章怀太子墓的《仕女图》中，六位人物中就有两位手捧酥山，可见其在唐代的盛行程度。根据文献记载，酥山的最底层为冰块，上面覆盖着奶油、酥油，还需插上花朵、彩树等装饰品，造型精美，口感清凉。所谓“酥”，与今日的奶油、黄油大致相近，是一种乳制品，最早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在唐代被视为滋味美妙、营养丰富的珍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酥山的品种也不断丰富，除了传统的白色酥山，还出现了用“贵妃红”“眉黛青”染色而成的红色、绿色酥山，兼具美味与观赏性，成为唐代胡食的经典代表。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掀起了一场饮食风尚的变革。在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崇尚西域饮食成为一种潮流，域外使者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入大唐饮食的海洋，丰富了唐人的饮食种类，也改变了唐人的饮食习惯。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饮食交流，让唐代饮食文化呈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绚丽多彩的风貌，成为丝路文明交融的重要见证。 胡乐胡舞：弦歌中的文明共鸣 在大唐胡风的浪潮中，胡乐胡舞无疑是最璀璨的艺术奇葩，它们随着丝绸之路传入长安，与中原传统乐舞深度融合，成为唐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贵族宴饮、宫廷庆典上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在迄今为止发掘的一万余座唐墓中，绘有壁画的有120余座，其中22座墓中绘有乐舞图，这些壁画生动记录了胡乐胡舞在唐代的盛行景象，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的艺术盛宴。 唐墓壁画中，表现“胡腾舞”最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苏思勖墓的《乐舞图》。苏思勖为唐开元、天宝年间的高级宦官，官居银青光禄大夫，这幅壁画描绘的，正是墓主人生前灯前月下、华筵之上，乐伎奏乐、舞伎起舞的欢愉场景，再现了唐代贵族的闲适生活与胡汉艺术的融合之美。 《乐舞图》原绘于墓室东壁，是一幅中外乐舞交织的经典作品：汉人乐师端坐两侧，手持胡汉不同种类的乐器，奏响欢快的胡腾舞曲；胡人舞师居于画面正中，伴着乐曲跳着奔放洒脱的胡腾舞，身姿矫健，神采飞扬，无疑是画面的核心。乐队成员皆为汉人模样，身着汉人衣冠，但所执的九种乐器中，既有从西域传入内地的胡乐乐器，如箜篌、筚篥、琵琶、铜钹、横笛（又名“横吹”“羌笛”），也有中原传统乐器，如筝、笙、排箫、拍板，胡乐与汉乐交相辉映，浑然一体。据学者考证，乐队演奏的音乐，应当就是唐玄宗时期新创的“胡部新声”，是胡汉乐舞融合的结晶。 除了胡腾舞，“胡旋舞”也是唐代盛行的中亚舞蹈，西域的康居、米国等国的统治者，常将善舞胡旋的“胡旋女”作为贡物献给唐王朝，深得帝王贵族的喜爱。据史料记载，胡旋舞的舞服极为华丽，多为绯红色袄、锦衣锦袖、绿色或白色裤子、红色皮靴，腰间系各色佩带，手臂佩戴金银饰品，舞动时衣袂翻飞，光彩夺目。胡旋舞以独舞、双人舞最为常见，也有三四人共舞的形式，舞蹈节奏明快，动作奔放，旋转自如，极具观赏性。2008年，西安警方破获一起重大盗墓案，在缴获的移动硬盘中，发现了一批古墓文物影像资料，其中长安区少陵塬唐韩休墓中的《乐舞图》尤为珍贵。这幅壁画中共绘13人，除去两侧乐队，中间一男一女分立于圆形地毯之上，翩翩起舞，整个乐舞场景置于山水画间，气氛和谐热烈。这幅壁画所表现的，正是唐代风靡一时的男女双人胡旋舞，为我们研究胡旋舞的形制与风格，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