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金石拓片汇编》 主编：王萌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宗鸣安
阆中历史久远，据文献记载算来也有2300多年的建县史了。因其地理环境之美、人文杰出之胜，向被世人誉为“阆苑仙葩”。在这“阆苑仙葩”之中，还有一种数量庞大的中华文化瑰宝——金石刻字，隐藏在阆中的山川丘陵之中，千百年来从未被系统地发掘整理过。检阅历代所修府志、县志中，虽有《金石》一门，但均略而不详。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古代金石文字一直被视为是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文化遗存。《墨子·兼爱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可见，在几千年前，版印书籍尚未发明，人们记录历史、传播文化，金石文字是其主要的手段之一，甚至延续了几千年直至今日。因此，收集、整理、研究金石文字，自汉唐以来都被官方和文化界所重视。无论是汉的“今古文经学”、唐的“古文运动”或是宋的“训诂发明”，无不是以古代金石文字作为依据来阐述的。宋明以后，金石学兴起，各地官府民间在撰修地方史志时，均是把《金石志》作为地方文化与历史记载的证据来设立书写的。据201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地方专志丛书》可知，其中专门的金石志目有130多种，涉及全国22个省市。明清以后，金石学大兴，金石学著作也多有问世，但其中标明四川或保宁府（阆中）金石刻石的数量、名目、地理位置、县乡所属的则甚少。清代武亿的《授堂金石跋》，虽标出金石刻石的属地，但所记多山东、河南、河北、陕西之属。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幸见记有四川数则，但多与阆中无关。清末民初，著名的金石家顾燮光编纂数集《顾氏金石舆地丛书》，其中于奕正的《天下金石志》是以属地为目而所编辑的，我们在四川省保宁府府治条下仅见有《宋碧玉楼记》《宋治平园记》《宋整暇堂记》三种而已。
何以故？大要原因有二。一是蜀道难行。阆中四面环山，三面环水，自然环境虽称优美，人民亦称富庶，但对于中原和江南文人聚集地区的金石家来说，进入巴蜀地区道路崎岖，车旅难行，这就大大影响了文化的交流和信息的沟通。二是巴蜀之地山高路险，山间石刻文字又多被榛莽荆棘所掩盖，寻找发现极难。因此，数量众多、文化价值极高的阆中金石文字终未被世人所知晓。
有感于此，2017年春节刚过，阆中热衷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位志愿者再次相聚一起，正式研究设立了阆中金石田野调查小组，并着手全面推动金石文字的拓片和整理等具体事宜，本人也有幸忝列其中。于是，筹备款项、组织人力，跋山涉水，深入乡间，开始了金石田野调查和拓片工作。时间荏苒，忽忽已近十个年头。在同仁们无论冬夏不辞劳苦的工作下，阆中金石文献的收集传拓、整理研究工作将要告一段落。目前登记造册的金石刻字，已达730种、近2000件；将这些金石文献编著成《阆中金石拓片汇编》，是千百年来历史上第一次，从而弥补了历代阆中以及四川地方史书之不足。当然，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金石学研究领域里的重大事件。
此时，《阆中金石拓片汇编》即将出版，关于本书的文化价值、文献价值，本人不揣冒昧，还是想来谈上几点：
首先，历史久远，品类丰富，数量庞大。至今，我们从已出的金石目与志书上可见，记载有阆中金石文字最古的是为唐代的刻经。而此次调查发掘中，在本市城北山间的风谷洞里和嘉陵江边的普陀岩，发现整理的摩崖刻字，距今都已有一千三四百年，这是阆中历史上及前辈金石家从前鲜有记录的。另外，摩崖石刻《隗先生石室铭》及周边的隋、唐、宋代题记有数十通之多，流传有绪，史迹可寻。阆中城以东的大佛寺、状元洞以及灵城岩、青岩洞等处，均有大量唐宋时期的刻石文字，至于散落在乡间的宋元明清金石题刻就更多了。这些金石文字，将阆中的历史文化穿缀在一起，使今天的人们能从金石学的层面来体会、了解这座“千年古城”历史文化的悠久与深邃。阆中金石文字的品类相当丰富，从石穴洞刻、摩崖题记，到丰碑大碣、墓志匾额；从铁塔铜钟，到砖瓦器皿，无不由此而可信、真实地展现着文化古城阆中的独特风韵。这些久远的历史遗物，丰富的品种门类，目前收集到的虽已洋洋大观，但散落于山间乡野的金石遗迹还有众多未能收集到，今后的整理研究还有很多辛苦的工作要做，后来人仍需努力才行。
其次，阆中金石文字的内容可见民风，可证史实。风谷洞《隗先生石室铭》刻写于南朝齐永明七年（489），由于年代久远，石刻文字前段稍有泐损，无法明确读出隗氏的具体名字。但文中有“秦州天水人，隗囂之后。”知此洞中隗先生为东汉大将隗囂的直系后人。此隗先生学道有成后，遍寻修道养生之地不得，游走至阆中时，方被阆中崇山峻岭、茂林流瀑的真仙境所感。加之当时巴郡太守谯灵超为其修整石室，周边信众又为其供养，故隗先生便欣然寓此为修道之所。这些修道、生活的遗迹，是研究阆中文化历史、民俗人文的重要资料，不可仅以宗教遗物而视之。
久远历史的金石文字固然珍贵，但对于阆中的金石文献来说，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元代的几通碑石。先说元至元五年（1339）《福昌院妆大像佛记》与元至正元年（1341）《灵城崖修造记》两碑。我们知道，元朝虽灭了大宋，但南下的统治势力多在江南一带。越秦岭，入巴蜀，延伸至云贵，却少见有元人的痕迹。从内容上看，两碑都是记录修造佛寺的事，从语言文字上来说，典雅斯文，无异于唐宋文章。这与北方金元时期的刻石文字多口语俚辞大不相同。另外两通元碑是元至元四年（1338）的《皇帝圣旨里》与元至元五年（1339）《灵城岩示喻》，这两通碑的文字内容却是用了元代人特有的俗语即口语化的文字而写成的。这种文字语言风格对研究元明杂剧，以及了解元代人的语言风格甚至西南地区宋元变革和社会治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两种元代文风的石刻文字对照研究，对了解阆中当时的文化民俗受到外来民族文化影响的程度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阆中金石文字的书法艺术价值。自古以来重视金石文字的书法艺术，是古代金石文字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早在2015年第一次见到《隗先生石室铭》的拓本时，我就被其优美的书法所感动。南朝时期传世下来的刻石文字不多，特别有影响力的在云南有《爨龙颜碑》，在山出《刘怀民墓志》，其他有记录、有拓本传世者仅十数种而已。以书法艺术论，书法界多称《爨龙颜碑》为南朝第一碑。清代大家阮元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惜阮元未见《隗先生石室铭》，如果见到，他一定会将《爨》《隗》二石并称为“西南第一古石”。记得当年我写文介绍《隗先生石室铭》时曾说：《隗先生石室铭》无论从书法艺术、文献价值、内容字数上来讲，都不逊于云南的《爨龙颜碑》。
当然，我们也不能轻视阆中地区其他摩崖碑刻、金石文字的书法艺术。风谷洞隋唐人的题记不用说，普陀岩摩崖唐人刻经与题记，大佛寺唐宋人摩崖刻经与榜书，这些书法严整淳厚，既有唐代书写的法度，又有阆中地区文化特有的温存，其艺术价值还有待后人进一步的研究与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