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一：小时候晚饭后的灯笼会，是元宵节的重头戏。 图虫供图
关中老话说“小初一，大十五”，意思是元宵节比大年初一更为隆重，是年最为圆满的句点。可眼见的现实是，老人们坚守家园，年轻人吃过除夕的饺子，不出几日便纷纷离乡，曾经挑着灯笼在村道上打闹的孩童，早已散落他乡。老人更老了，一茬茬的年轻人，却像开春融冰时的鱼群，从村庄出发，顺着教育、工作、婚嫁的水流，游向远方的海洋。
千年历史的元宵节，家乡人仍然固执而认真地称其为“十五”，这个十五当然有别于其后的所有十五。记忆里十五的正午，空气中总弥漫着家乡旗花面特有的、微酸的醇香。两面黄的鸡蛋薄饼被切成菱形块，在翻滚的鸡汤里舒展。母亲将手擀面切得又细又长，浇上一勺浮着金黄油花与葱末的鸡汤。阳光穿过厨房蒸腾的白汽照射进来，满屋都是喜庆而丰足的暖意。那时晚饭后的灯笼会，是这个节日的重头戏。灯笼是舅舅亲自送来的，还格外贴心地送来一把小蜡烛。孩子们用竹竿挑起灯笼，从送来的当天挑到今夜。村庄的热闹在晚饭后再次到达顶点，孩子们的欢乐简单而纯真，他们比着、追逐着、笑着，天上的月光、地上的灯光，以及四处游动的灯笼里的烛光，在此刻交相辉映，构成朴素的关中平原上最绚烂的风景。
至于正月十五吃元宵？那是南边水乡的风俗。父亲说：“糯米黏牙，还不顶饱。咱关中人的筋骨是麦子给的，瓷实。”话虽如此，每年这天，他还是会从镇上带回来一包元宵——有时是汤圆。种了半辈子麦子的父亲，至今也分不清元宵与汤圆微妙的区别。他们这一代人，肠胃深处烙着饥饿的印记，童年最大的奢望不过是一碗只有待客时才有的旗花面。但这些年，他也会暂时放下对面条的执着。第一碗煮好的元宵，必先恭恭敬敬地供在爷爷的遗像前，他低声念叨：“年过完了”“我们都好”。
这些年来，我能陪父母过元宵节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我知道，正月十五这天，无论儿女在不在身边，父亲总会坐下来，就着几个元宵，喝一小盅白酒。那不是品尝，更像是一种完成——对节日的尊重，对当下不再挨饿的日子的沉默感恩。父亲遵循旧规：除夕上坟，请祖先回家过年；正月十五黄昏前，再送祖先回去。他烧完最后一张纸钱，在摇曳的烛光前静默片刻，仿佛完成一场无声的交接：年过完了，祖先归位，烟火人间的日子，我们继续过。那个时候，一轮明月正缓慢升起。
去年元宵节，母亲顺着父亲的心思做了待客的旗花面，仿佛这碗面下肚，年才算真正的圆满。我送去的元宵在晚饭时下了锅，咬开柔软的外皮，黑芝麻馅急切地涌出，甜得有些发腻，是一种直接的、不容分说的甜蜜。母亲小心地尝了两个，慢慢放下碗，笑了笑：“还是咱这面实在，养人。”
夜渐深，朋友发来烟花满天的视频，而我转过脸，窗外，这座城市正为今晚的灯会作最后的装点。我知道，每个人的身体里都隐藏着一个记忆深处的元宵节：那是汉江边上的竹灯渔火，是黄土高原的唢呐喧天，是关中平原的社火魂魄与各式纸扎的灯笼……这些记忆的碎片，将在今夜，于璀璨的人造光海中获得短暂复苏。在朋友圈精心修饰的九宫格里，在家族微信群热闹的祝福刷屏中，或许也在某个异乡人对着窗外明月怔忡失语的瞬间。
这是新年第一轮明月，千古未变。它照过《诗经》里“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的朦胧情愫，照过盛唐“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极致繁华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也曾经照亮过那些提着灯笼走过乡村街巷的孩童的眼睛。昨夜，它匀洒清辉，抚摸关中平原即将返青的麦田，落在写字楼冰冷的玻璃幕墙，淌过都市不息的车河灯海，也拂过每一个在阳台、街头、或异乡窗前偶然抬头望月的游子的脸庞。
昨夜我或许应该煮上几个裹着糯米粉的元宵。不为敷衍渐行渐远的传统，也不为寄托已显矫饰的乡愁。只为看看那朴拙的粉团如何在沸水中翻滚、挣扎，最终变得柔软、滚烫，直至轻盈浮起。或许有的会破开，露出内里深沉的香甜。那种过程，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
长大后的我们，把每一个元宵节，都过成了一次对“故乡”的重新发现、确认与告别。这是一场温柔而坚韧的告别——告别少年的懵懂，告别单纯的依赖，而后，咽下那口柔软而滚烫的香甜，继续走向各自的烟火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