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雕玉仙人奔马 彩绘陶马与驯马俑 彩绘陶舞马 三彩黑釉马 西周盠驹尊 铜奔马 唐代白胎舞马 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 秦陵铜车马 □文/图 清 宇 热点聚焦 千百年来，马作为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了人类丰富的情感与哲思。在陕西乃至整个中国深厚的文化中，那些与“马”血脉相连的文物遗存记载着历史兴衰，连缀成中华马文化最恢宏壮阔的篇章。 甲辰蛇年的余韵渐收，丙午马年的蹄声已悄然踏响。让我们以不同时期出土的众多“马”元素文物为媒，一起探寻古代中国艺术、军事、交通、礼仪生活中“马”的多元化与重要地位。 商周时期 礼制之始，马政初兴 青铜遗珍：最早的家马与权力象征 作为六畜之首，马早在夏商时期便与人类文明紧密相连。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人射马石雕，揭示了距今4300-3800年龙山文化晚期先民与马的渊源，现存陕西考古博物馆。 商代晚期石峁东门遗址发现的青铜马，距今3340年，是中国最早的家马遗存。出自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的商代晚期墓葬，目前收藏于甘泉县博物馆。其马背上的椭圆形背垫被认定为马鞍原始形态，为研究早期骑乘装备提供了关键实物。 马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生产、祭祀、交通运输和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古代的仪仗、礼制中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吉祥物之一“骐骐”的灵感来源——西周盠驹尊，就是承载了先民信仰的祭祀礼器，体现了西周的身份等级与礼制。 西周盠驹尊（1955年出土于眉县）作为盛酒器，是西周写实动物雕塑的代表，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执驹礼”，彰显西周马政制度与等级特权。山西博物院馆藏西周玉马，以颈项粗壮，鼻翼翕张的造型，兼具写实与装饰之美，印证了马在礼制中的核心地位。 车马制度：从“执驹礼”到“天子驾六” 尤为珍贵的是，盠驹尊颈、胸部和盖内皆铸有铭文，记述了某年十月一日周王举行执驹之礼，亲自赐给盠两匹马驹，盠为感谢周王铸造驹尊一对，以扬王休，以纪荣宠。“执驹礼”是西周幼马升为役马的典礼，代表马匹可被训练服役并正式纳入国家管理与使用体系。周王亲自主持仪式，以强化君臣秩序、彰显王权。 春秋时期，马匹数量成为区分阶级的标志。淳于髡在《王度记》中载：“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古人以拉车的马匹数量来区分不同阶级地位，所谓“天子驾六”，凸显马与权力的深度绑定。 2014 年 岐山县贺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马车，长3.13米、宽2.7米、高1.5米，纯手工打造，车厢镶嵌绿松石、玉器等，整个车轮由青铜轮牙、玉雕装饰、成千上万的绿松石“贴面”组成，被誉为“西周第一豪车”。DNA分析显示，配套的四匹马均为纯色的黑公马。 汉朝初立时，刘邦曾感叹“天子不能具钧驷”，说明天子追求“具钧驷”，就是拉车的马毛色要一致。贺家村青铜轮牙马车印证了西周贵族出行的仪仗规制与等级特权，为研究西周车马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物资料。 《诗经》与玉马：马文化的文学与艺术萌芽 马是中华文化中高贵与自由的体现，古人对马的喜爱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诗经〉·鲁颂》中有“駉駉牡马，在坰之野”“有駜有駜，駜彼乘黄”等诗句，既描绘了鲁国马匹肥壮、畜牧兴旺的景象，也暗喻出马在当时是国力强盛的象征。 出土于曲阜鲁国故城遗址3号墓的战国黄玉马，质地温润，色泽青黄，造型矫健，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鲁国贵族的赏马，体现了当时贵族对马的审美与精神寄托。 秦汉时期 威仪、征途与“天马之梦” 铜车马：帝国交通的标准化象征 在古代，马匹的数目与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国力的强弱。秦汉时期的马，不仅是古代仪仗、礼制中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更体现了国家的战斗力和经济水平。 秦始皇帝陵出土两乘彩绘铜车马，由7000多个零件、14公斤金银配饰组成，按真人车马1/2比例铸造，是中国考古史上出土的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青铜车马，是古代单辕双轮马车的唯一实物见证，也是考古所见的最大的组合型青铜器，被誉为“青铜之冠”。其复杂的系驾方式，靷、辔、轭等一应俱全，为研究古代车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模型。它象征着秦帝国建立标准化交通与礼仪体系的雄心。 秦咸阳城遗址出土壁画残片中，车马出行图每组为四马一车，系驾的方式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车马相似，展现了秦人崇尚黑色的传统与多元题材的融合。 鎏金马与天马崇拜：丝路良驹与军事雄心 汉代长安作为马政中心，丝绸之路推动马种改良。《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时期“众庶以巷养马，阡陌之间成群”，朝廷厩马达40万匹，足见马政兴盛。 1981年兴平市平阳长公主墓出土的西汉鎏金马，体长75厘米、高62厘米，头部造型尤为生动，严格遵循《相马经》标准，粉鼻亮眼口微张，两耳竖立如批竹，头小颈长，胸宽腰细，四肢修长，符合史书中对西域“天马”的描述。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得乌孙马，名曰“天马”，后又得大宛汗血马，遂改乌孙马为“西极马”，汗血马为“天马”。这件鎏金铜马或成为皇室对“天马”崇拜的艺术再现，是“天马”的艺术再现，体现了汉代军事、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它自出土至今未经任何专业的修复，依然金光闪闪保存完好，可见西汉冶金铸造工艺的高超。 石雕与玉马：艺术中的力量与信仰 茂陵声名远播的不仅有鎏金马，还有茂陵东北的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石雕，高1.68米，长1.9米，以战马昂首挺立，四腿笔直，体态雄健，匈奴人仰卧挣扎，惊恐绝望的神态对比构图，生动揭示正义力量坚不可摧的主题。当年汉武帝为纪念霍去病，特命人雕刻了马踏匈奴、伏虎、跃马等一组石雕，如今已成为汉代大型石刻群的代表作。 咸阳博物院藏汉元帝渭陵遗址出土的圆雕玉仙人奔马，代表了汉玉的最高水平。玉仙人奔马材质为和阗玉中的上品羊脂籽料，其造型巧借天然石形、皮色，将羽人与骏马以圆雕、透雕、浮雕、线刻等几种雕刻技法融为一体，代表了汉玉的最高水平。 玉仙人奔马的“邻居”西汉彩绘兵马俑，出土于咸阳市东郊汉高祖刘邦长陵范围内的杨家湾村，共计士兵俑1965件、骑马俑583件、盾牌模型近千件。陶马昂头翘尾、胸宽体阔、腰短颈长，高鬐甲、宽额头，是作战的良马，配有鞍、鞚、镳等，座下马具较为齐全，除没有马镫外已与近代骑兵马具接近，反映西汉前期骑兵装备已达到较高水平。 丝路与雕刻：马文化的多元交融 东汉最出名的文物，大概是甘肃博物馆藏珍品铜奔马了。铜奔马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它以“三足腾空、一足踏鸟”的造型著称，右后蹄轻踏一只回首惊愕的飞燕，单足支撑的结构暗藏精妙的力学平衡原理，尽显古代匠人的审美智慧与科技巧思。“马踏飞燕”，成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精神气质的象征，1983年被中国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甘肃河西走廊得天独厚的水草条件，使其成为汉魏时期最大的牧苑，到唐代依旧兴盛。自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汉代彩绘木轺车，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汉代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雕车马，它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汉代官吏出行的威仪。 此外，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马的形象更是千姿百态。 盛唐时期 盛世之骑，舞乐风华 昭陵六骏：石刻上的帝国风云 《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战马，当属“昭陵六骏”。此组石刻共六块，一屏一马，对应唐太宗征战的六场战役。由初唐画家阎立本绘图，雕刻家阎立德刻石，以写实手法展现了唐代雕刻艺术巅峰。作为中国帝王陵前首次出现的高浮雕战马形象，其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并重。2025年西安碑林博物馆北区场馆特设专题展区，彰显其文化地位。 唐十八陵中，乾陵是唯一未被盗、保存最完整且艺术价值最高的帝陵，被誉为“唐陵之冠”。其内城石雕群规模宏大，翼马、仗马等百余件作品自成体系，开创唐代帝陵石刻规制。乾陵石刻以体积硕大、雕刻精致著称，堪称“露天石刻博物馆”，为后世帝陵提供范本。 三彩腾空马：丝路色彩与造型奇迹 唐代农牧业发达，养马业尤为兴盛。马匹在边塞、生产、交通及宫廷生活中不可或缺。朝廷专设机构管理突厥、龟兹等国进贡的宝马，高宗麟德年间官方养马达70余万匹，创古代国家养马之最。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文博机构藏有彩绘啸马、唐三彩贴花马等众多马俑，展现唐代马文化的多元面貌。 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三彩腾空马，是唐三彩中罕见的精品。其造型展现马匹腾空瞬间，四蹄离地，动态逼真。由于制作技艺和最终造型难以掌握，因此在唐三彩中很少见，国内现仅存此一件。这件文物的珍贵之处除了造型，还在于其大面积使用的釉料——蓝钴。公元8世纪的中国还没有发现钴这种金属，需要依靠波斯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因而有“三彩贵蓝”之说。 洛阳博物馆藏三彩黑釉马，高73厘米，长84厘米，通体乌黑如墨，唯有马面、马背、鬃尾和四蹄如雪，再现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意象。烧制黑釉需高超技艺与偶然，国内现存完整三彩黑釉马仅两件，足见其珍贵。 舞马衔杯：宫廷宴乐与文化交流 唐代舞马是宫廷极具代表性的表演项目。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常通过进贡或贸易向中原输送舞马，至唐代更成风尚。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曾命教舞马四百蹄，分左右两部，名曰“某宠某家骄。”这位帝王酷爱音乐，精通音律，亲自督导马场排练，为舞马编排新式动作。 《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舞马表演需经系统驯化，现场放置三层板床，马匹登床后随音乐旋转；或由大力士举榻，马匹随乐曲跳出各种舞姿。唐代之后，舞马表演逐渐衰落。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以舞马为题材的唐代金银器。壶身采用北方游牧皮囊壶造型，腹部两侧捶揲出衔杯匐拜的鎏金骏马，生动再现了唐玄宗时期宫廷“舞马祝寿”的盛景。 马，不仅是军事征伐、交通往来的核心力量，更是文化精神与时代风貌的具象载体。从商周礼器到汉唐彩俑，不同材质、不同类型的马文物，共同编织了一部跨越千年的文明史诗。特别是在盛唐时期，马文化在石刻、陶俑、金银器及宫廷表演中绽放异彩，成为中华文明“奔腾向前”的永恒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