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人生苦短，不足百年。但要快乐生活，不妨找乐子、寻开心，养成一两个良好的癖好。
“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会有价值。”梁启超此言，委实不假。“人无癖，则无趣”，古人对此多有陈述、见地。明朝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袁宏道亦有同感，曾言：“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清代文学家张潮则说得更为雅致：“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人有一癖，不仅可以修身养性，使生命富有张力，更能助人有所造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云：“人皆有一癖，我癖在书章。”读书的益处，实在说之不尽。正如高尔基所言：“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古人亦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籍更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见，好读书本就是每个生命成长成才必备的品性，而“好读书，读好书”，正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晋书·杜预传》记载：“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杜预将一部《左传》读得透彻，且能活学活用，这份专注不仅涵养心性、有助立身行事，更助力他在仕途上担当有为。史载，杜预博通经史、律法、历算，当时人誉之为“杜武库”，尤其精研《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堪称学有所得。他后来成为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官至镇南大将军，逝世后谥号“成”，尽显学有所成。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世人的癖好，亦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北宋书法家米芾爱石成癖，初到地方就任，见衙署中有一块奇石，竟身着官服、手持笏板对石而拜；他曾得一块天然砚石，痴爱至极，每晚必抱石入寝。东晋名士、书法家王子猷则爱竹成癖，常自称“何可一日无此君”，以竹为镜，修虚心之德、养直节之风，堪称人生修养的启蒙。陆羽嗜茶成癖，潜心种茶、煮茶、品茶，著成《茶经》一卷，被誉为茶叶领域的“小百科全书”。陶渊明癖好躬耕，才有“戴月荷锄归”的闲适；李白嗜酒成癖，便有“斗酒诗百篇”的豪情；郑板桥则痴迷兰竹，“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更因竹生情，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佳句，将闲情癖好化作怜民忧民的赤诚，不愧为名留青史的好县令。正如袁宏道所言：“皆以癖而寄其块垒俊逸之气者也。”
所谓“癖者，爱一物而不能自已，护一物乃至愿付此生。”宋代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便是如此——为搜集金石古籍，他们倾心投入，“不能自已”。遇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便不惜“脱衣市易”；典当器物、节衣缩食，更成了生活常态。即便历经战乱，李清照仍百般守护金石珍藏，最终将其献于国家；又耗时心力，校勘整理赵明诚遗作《金石录》，“表进于朝”。这份对癖好的赤诚与担当，实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凡事皆有度，癖好亦然。它需有所约束、守其边界，绝不可随心所欲、恣意而为，更不能因之玩物丧志、肆无忌惮。南宋末年，权相贾似道痴迷蟋蟀，好斗促织，还编撰《促织经》。然国难当头，他身为宰相却沉湎癖好、奢侈享乐，排斥异己、独揽朝政，在抗蒙战争中屡犯大错，加速了南宋覆灭。群臣上书请诛，他被贬流放循州，行至漳州木棉庵时为监押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所杀。贾似道，终因无度放纵癖好，落得身死名辱、遗臭万年的结局。
明熹宗朱由校天性巧思，癖爱木工，“手操斧斫，营建栋宇，即大匠不能及”，被今人戏称为“地表最强木工”。每当他沉醉木工之际，奸佞魏忠贤便趁机奏事，朱由校厌烦理政，令其自行处置，朝政大权旁落。身为帝王，他荒废主业、沉迷木工，魏忠贤借机矫诏擅权，打压东林党，致朝纲混乱、内忧外患。后朱由校划船落水染疾，不治驾崩，年仅二十三岁；遗诏传位皇五弟朱由检，是为崇祯帝。兄弟二人，一个荒于政、一个难挽局，最终埋下大明覆灭之祸，令人扼腕。
北宋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他同时警示世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