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茵
日子还是老样子。案头放着陈忠实老师手书的大瓷罐，冰箱里冻着从他工作室拿回的宁夏枸杞，书桌里躺着他曾勉励我的四个大字：“思逐风云”……这些物件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主人仙逝了，我也错过了跟陈老师相见的最后一面。
很多年前，微博上曾谣言四起，我顺手拨通陈老师的电话。响了三声后，电话那头一句中气十足的秦腔：“谁呀？”瞬间，心里石头落地，一众围观者也迅速散去。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如法炮制，幻想着还能听到那熟悉的秦腔，7个未接通的电话之后，我慌了。
紧接着，西安电视台主持人郝靖让我迅速赶到直播间。这时，我只能选择信。仓皇逃进演播室，炫目的顶光依然无法令我平静。与作家杨争光同坐在主播台上，我内心焦虑，面上克制、客观、冷静，顾左右而言他，不敢回忆细节，生怕排山倒海而来的细节触动情绪，失态。
2004年深秋，陈老师声如洪钟的秦腔掷地有声：“没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家还不如去斗个鸡，或者斗个蛐蛐来得有意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他正给西安外院的大学生们传道授业。没承想，这个外表朴实至极、目光清澈炯炯的关中老汉，言语竟如此犀利彪悍。还未面对面，陈老师对世间万物发乎于心的悲悯情怀就扑面而来。那一瞬，文坛巨匠、著名大作家的光环就消失了，他更像是农家院子里一位乡党兼亲人。
陈老师对我们《西安晚报》和《西安日报》的记者特别亲热，那是老一辈报人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积来的福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陈老师还是文艺青年、先锋诗人，写着小清新风格的作品，对着自家开花的梨树能填上一首婉约派《卜算子》抒情，也能客串“拭目扪心史为鉴，破禁放足不做囚”的豪迈诗风。陈老师曾给我说，年轻时张狂，诗歌写了一个河滩，第一篇小诗就在《西安日报》上发表。还没来得及高兴，报社文艺部编辑就给他写来一封数千字的长信劝诫他放弃：“老师信写得诚恳，说我散文比诗写得好，文学路精力有限，术业要有专攻，最好在一点上突破。”年轻的先锋诗人忍痛斩断诗歌路，专攻散文，继而转向小说。40多年前未谋面的恩人的教导，陈老师感激了一辈子。
陈老师人敞亮，逢人说实话，不爱阳奉阴违地应酬。但凡看戏和演出，必携老伴陪同，其实他是想陪老伴、给老伴解闷。他爱跟人拉家常，从不愿给人添麻烦，更不怕人笑话他是农民。他不以作家自居，“我跟白鹿原上任何一个老农民都没有区别。农民在土里刨用的是农具，我只不过拿笔耕耘我的文学自留地，盼着好收成，其实都一样”。他挚爱白鹿原，手舞足蹈地给我说幼年时期白鹿原上过年的光景，记忆深处的馍香和酒香，震得人发颤的鞭炮声。可是，即便再美、再热闹，他也不愿回到那过年盼白馍的白鹿原，他悲悯那年月农民们讨生活的苦难。“我在那里体验着农村生活，开始是无意识的，后来是觉醒式的，农民给了我表述中国乡村的强烈欲望”。
陈老师尽管和蔼、慈祥，但他训起人来也很严厉。曾有摄影师朋友拍了白鹿原最后的窑洞做成集子，托我拿去给陈老师提意见。陈老师感慨：眼下都忙着当官做生意的光景，居然有人观照白鹿原的人文生态。书里附了一张白鹿原窑洞分布图，陈老师一眼就发现失误之处，立刻坐定，把地图重画一遍，订正标注。他见我目瞪口呆，即刻数落：“官僚作风！一个关中人，还当这些年记者，东南西北不知，连个灞河、浐河都分不清，原上原下不明白！你就整天别往基层跑，不要关心农民死活，看哪热闹哪钱多你就往哪钻！”
他实在有资格痛斥“官僚作风”，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俭朴。在他生命最后的那几年，陈老师深居简出，不再出门讲学、出席活动，整日窝在南郊的工作室里“上班”，没人来访就守着屋里一台18寸的电视机，来人就带到书房那张旧书桌前说事，吃的永远是学校食堂。劝他回家休息，他老给我说人不“上班”不行，不“上班”就没有前途、没有奔头。
有时，寻陈老师采访，给他带些花、茶叶、雪茄之类的东西，可他总嫌我花了钱：“人老了都没用了，花钱是浪费，还不如花到别处。”最后，带去的东西不但让我原封不动提回去，还要把自家的东西搜腾些合适的出来，让我带走。
再后来，偶尔有朋友托我找他签书，我总觉得老人精神不好，去了都是麻烦和打搅。可老人没有一次拒绝，反过来安慰我：“现在都流行网络小说了，咋还有读者记得我呢？让我签书是给我长脸，能给读者签书是我巨大的荣幸。我老了，能做点贡献我高兴，你快来，趁老汉还能动弹，还能发点余光，能签多少是多少。”我心里暗叫不妙，因为，这话说得像在告别。
在他去世的前不久，陕西人艺话剧《白鹿原》进京发布会上，近百家全国媒体都在寻觅陈老师，大家都非常想念他。只可惜，没看成咱陕西人演得最纯正的《白鹿原》，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遗憾。那次重排话剧，陕西人艺原封不动地用了北京人艺的本子，兄弟院团移植改编，得有说法。陈老师知道陕西人艺的难处，不但没收一分钱版权费，还亲自找濮存昕协调。濮存昕一口答应：“只要陈老师的《白鹿原》能上舞台，我们什么都不要。”
写完报道后的第二天，我正在天安门广场上晒太阳，陈老师看了报纸和短信后打来电话，声音洪亮到丝毫不像病了，激动地说好，等回来了看他。三天后，我回西安偷懒了一下，陈老的病情却加重了，见面之事只得作罢，我也再没坚持，这一错过即永远。
后来，有北京某文艺团体打来电话，说原定要在白鹿原影视基地做一场实景歌剧版《白鹿原》发布会，如今只好无限期推迟。还有北京一位制片人，原本想在五一过后来西安见陈老师，有个新的投资人想从另一个角度，重启《白鹿原》题材的电影。众人为了《白鹿原》都在激情燃烧，可写《白鹿原》的人正去往天堂。那位制片人在电话里告诉我：行程不变，但内容从拜会改成吊唁。
回顾自己为陈老师写过的那些报道，发觉这么多年来，我似乎从没把陈老师当作作家来看待。虽然我们也会时常探讨文学、议论文坛，但见了面更愿意说些关起门来的家长里短，而不是冠冕堂皇的其他。因为，面对陈老师，我实在没办法像一个记者那样拥有客观的立场，陈老师也没法客观冷静地向我阐述观点，我与老人常常手舞足蹈，毫不端庄，不顾斯文。这不像是记者与被访者的关系，也不像作家与文学爱好者的关系，他拿我当娃，我拿他当爷。
其实，老人的内心很孤独。他有时给我讲儿时蒋村的往事，讲村里那些我永远弄不明白的鸡零狗碎，土塬错综复杂的沟坎位置和各色人物，讲关中女人的可怜，讲世事的艰难无奈。可是，即便我多次读完《白鹿原》，也依旧无法理解中国农民到底为什么会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老人觉得我是个碎娃，太嫩，没经历过世事，不知道活人的“难场”。有时，他也训我，嫌我豪放，不细腻，愣头愣脑，没个女娃样。老人有着农民式的天然自卑情结。他觉得农民进了城还是农民，城里人的优越感导致他们看不上农民，可城里人是靠着农民养活的；城里肯定没村里好，可村里却又哪都不如城里。他常叹，农民们命不好。
老人最后的时光是疼痛的、灰霾的，阳光再暖也照不进内心，脾气也暴躁起来，连送他一束鲜花都嫌弃是糟蹋了花。其实，他是嫌弃自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享受阳光、享受生活。那年冬天，我得了口腔溃疡，同样的病，我轻微得太多，才病了两周，但瞬间就明白了这毛病折磨人的厉害劲。吃喝也痛，开口说话也痛，正常生活紊乱，心情整日抑郁。有老中医给我开了一剂类似麻醉药的方子，用了后疼痛感减轻许多，溃疡也收缩了。我给陈老多抓了三服送去，老人灰着脸，捂着嘴，我俩面对面坐着，气氛凝重。是的，他再也不能眉飞色舞地啰嗦蒋村的家长里短，或是文坛琐事了，“一老一小”捂嘴相顾无言、无语凝噎。陈老非要给钱，抓起钱一把拉住就塞，我逃出门去，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门缝。两周后我痊愈，打电话问陈老药还需送不，老人说算了，没用。我挂了电话泪如雨下，我自知，此刻就是神药也没救了。那一次相对无言，就是跟老人的最后一面。早知如此，那钱还不如拿着留个纪念，那是他给我最后的礼物……
在我心目中，他是陕西文学的一道脊梁，更是一位挺直了脊梁的大写的人。他就像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综合体。他兼具农民的质朴和儒家文人的谦恭，他给予这个世界的温暖，包括曾给予我的温暖，足以让我抵御一些生命中难捱的时刻。他让我懂得，具备这样优秀品质的人真实地存在着。
痛心的是，他已经走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