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焕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展陈着一盏高8厘米、口径17厘米的耀州窑银扣青釉刻花葵口钵，釉色清翠，刻花精细，口沿镶银扣，内壁、内底刻折枝牡丹纹，外壁剔缠枝牡丹纹，代表了北方窑口的最高水平，足以和名满天下的越窑秘色瓷一较高下。这件2006年出土于蓝田吕氏家族墓的耀州窑瓷器，看似静谧，却与一个北宋士大夫家族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
一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陕西蓝田一处家族墓园开始营建。这片占地不小的墓园，在此后近半个世纪内安葬吕氏家族的众多成员，其中包括后世所称的“蓝田四吕”。
蓝田吕氏可追溯至殷商吕尚。北宋中期，吕通自汲郡迁居关中蓝田桥村 ，其子吕蕡育有五子，其中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并称“蓝田四吕”，他们与同时期冠绝北宋文坛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并立于世，共同构成了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道”与“文”的两座高峰，形成了吕氏“四进士”的儒学世家格局。吕氏家族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关中士族，世代书香官宦，有人称其为关中士族之首。
四吕兄弟中，吕大防官至宰相，主持元祐政坛八年。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则先后从学于张载、二程，与关学、洛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吕氏兄弟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文化学术领域更是颇有建树。大哥吕大忠为人耿直，言行一致；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碑石移至“府学之北墉”统一保管，被后世誉为西安碑林的奠基人。吕大钧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村规民约《吕氏乡约》的创立者，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理念；吕大临则以深厚的学术造诣著称，是关学的重要继承者，他喜好收藏，对金石学的研究尤为突出，堪称中国考古业鼻祖，著有中国最早的古器物考古图录《考古图》。
二
就在蓝田吕氏家族活跃的同一时期，离蓝田不远的耀州窑场，窑工们正日夜不停地忙碌着。宋代耀州窑是我国北方烧造青瓷的最大窑场，创烧于唐，成熟于五代，盛于宋。它以铜川黄堡镇为中心窑场，沿漆河两岸密集布陈，史称“十里陶坊”。以日用瓷器为主，除主要烧造青瓷外，兼烧白釉、黑釉等瓷器，尤以刻花的青瓷著称于世。《清异录》记载：“耀州青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秘色也。”把耀州窑比作越窑秘色瓷，可见其在当时的地位。宋元丰七年的德应侯碑记载，宋代此地“居人以陶器为利，赖以谋生”，瓷器“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尤其是耀州窑青瓷釉色青翠，胎质坚致，刻花技艺精湛，刀法犀利流畅，有“宋代刻花青瓷之冠”的美誉。
2006年，从蓝田吕氏家族墓中出土了316件瓷器，这些瓷器涵盖了餐具、酒具、茶具、香具等日常用器。其中，耀州窑瓷器近200件，五曲刻花碗盘、缠枝牡丹纹梅瓶、牡丹纹渣斗、兽扭深刻花盖碗、素面套装酒壶与温酒樽、素面套盖瓷盒等做工精到，釉色晶莹细腻，生动反映了北宋士大夫的雅致生活，充分显示了吕氏家族对瓷器尤其是耀州瓷的钟爱和珍藏。
三
吕氏家族对耀州窑瓷器的钟爱，始于对三代之礼的追慕。宋代耀州窑曾为宫廷烧造过贡瓷。吕氏家族墓中出土的耀州窑瓷器，其质量之高、品类之精，反映了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其青睐有加。吕大钧继妻种氏墓志记载：“大钧生前倡导古礼，夫人一生与他志同道合。”这种复古思潮，在随葬品中具象化为对古器物的痴迷：乳钉纹青铜簋上的宋人刻款“自牧”，汉代朱雀铜薰炉的鎏金纹饰，无不彰显着士大夫“法先王”的文化自觉。而耀州窑青瓷的素雅质地，恰好契合了他们对“器以载道”的追求。
在吕氏家族墓出土的文物中，金银器鲜有发现，而砚台、镇纸等文房用品为数众多，从中可以看出吕氏家门低调、质朴的作风，及宋代士大夫阶层雅致而不奢华的精神追求。这种审美取向，与吕氏家族的家风家教密切相关。吕氏兄弟的父亲吕蕡，入仕时已经43岁。43岁之前，吕蕡都在“居乡以道义教育子弟后进”，教育鼓励家族子弟勤奋读书以谋取功名，入仕做官要修身立德，担当尽责做好官，尽忠报国以光宗耀祖、名垂后世。“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在吕氏家族特别是“蓝田四吕”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吕氏兄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学问要服务于现实社会，关注民生、伦理和社会治理，反对空谈义理。他们都以品行端正著称，在为官和处世中坚守儒家伦理，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修身齐家”，并将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吕氏家族对耀州窑瓷器的青睐，已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器以载道”的审美表达。耀州窑瓷器釉色清翠，刻花精美但不张扬，质地坚实且实用，正符合吕氏家族低调务实、注重内涵的审美追求。吕大临在读书和治学上，曾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说：“读文务以精熟背诵为主，诵之不差一字，方知其命意之所在，精粹之可取。”他认为从事学术研究，不要走一般人已经走过的道路，而要寻找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远境界。这种对学问精益求精的态度，与耀州窑瓷器的精工细作不谋而合。
四
吕氏家族的家风，不仅影响了他们对瓷器的选择，更体现在他们的为官和处世中。
吕大忠在对外交涉中表现出刚直不阿的气节。当辽使来到代州不坐为他们安排的次席、却占主席位置时，吕大忠愤然大怒，据理力争，最终将辽使的席位设于作为边界象征的分水岭之北。在领土划分问题上，辽使提出把代州割让给辽国，神宗准备同意此条件，而吕大忠却站出来坚决反对。
吕大钧则将在张载那里学到的知识用于日常生活，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在担任三原知县时，吕大钧以乡约教化百姓，“以礼化人”调解民间纠纷，体现了儒家“德治”与“法治”结合的治理理念。
吕大防不但是北宋名相，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作为，而且是一位在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的学者。他在任永寿县令时，县城无水井，居民要到远处的山涧打水。对此，吕大防采用《考工》中记载的水地置泉法，十日就挖成了沟渠，百姓称其为“吕公泉”。这些事迹，都体现了吕氏家族关注民生、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而在不远处的耀州窑场，窑工们也在用自己的技艺和汗水，创造着举世闻名的陶瓷艺术。一件制品完成，要经过采料、精选、风化、配比、粑泥、陈腐、熟泥、揉泥、手拉坯、修坯、釉料精选、配制、施釉、手工装饰（雕、刻、贴、印）、窑具制作、装窑、烧窑等17道工序。各工序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掌握相关技艺的人被称为“匠人”。吕氏家族的士大夫精神与耀州窑窑工的工匠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通之处——都追求精益求精，都注重实用与美的统一。
五
耀州窑与吕氏家族的互动，本质上是中原礼乐文明与南方制瓷技艺的交融。
吕氏族人吕大忠主持修复西安碑林时，或许从《开成石经》的刊刻中汲取灵感，将金石学的严谨注入瓷器鉴赏。耀州窑工匠在刻花工艺中融入书法笔意，牡丹纹的顿挫转折间可见颜体筋骨，这种艺术自觉使瓷器超越实用价值，成为可触摸的“立体法帖”。墓中出土的仿古青铜礼器与耀州窑青瓷形成奇妙互文；乳钉纹铜簋的浑厚与青釉刻花尊的清雅相映成趣，恰似《诗经》中“钟鼓喤喤，磬筦将将”的礼乐交响。这种器物组合不仅体现着“礼”的形式传承，更暗含着士大夫对“道统”的坚守——在北方政权动荡中，吕氏家族通过器物收藏维系着文化命脉。
这些器物，见证了北宋士大夫雅致而不奢华的日常生活，也见证了耀州窑“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制瓷工艺。它们跨越千年，为我们架起了一座理解宋代文化艺术与士人精神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