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彩绘兽面镇墓兽 西安博物院藏 唐代“镇墓龙” 陕西考古博物馆藏 双头连体镇墓兽 昭陵博物馆藏 镇墓武士俑 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墓出土 三彩天王俑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 □文/图 清宇 热点聚焦 尖顶风帽的骑马俑、半蹲踞状的镇墓兽，在陕西咸阳首次发现的北魏早期墓葬中，这些带着浓厚鲜卑文化色彩的文物，讲述着1500年前民族融合的生动故事……近年来，西咸新区汉惠大道北魏早期墓葬考古出土的一系列镇墓兽以其独特的造型，成为中国古代北魏平城时代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引发人们持续关注。 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出土过众多不同时期、材质、造型的镇墓兽和镇墓俑，其中不少极为罕见。它们作为一类专为下葬而制作的明器，具有震慑妖邪以及庇佑墓主和生者的特定丧葬用意，既被古人视为墓葬守护神，也是今人窥视先民生死观与艺术创造力的独特窗口。 本期，就让我们一起赏析几件在陕西出土的堪称国宝级文物的唐代镇墓器—— 地下世界的守护神 功能由驱邪扩展至礼仪象征 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出土了大量不同时期、材质各异的镇墓兽和镇墓俑，其中不少堪称国宝级文物。镇墓兽作为中国古代墓葬中富有神秘意味的随葬冥器（亦称明器），其发展历程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时期：古人追求“事死如事生”，认为人有灵魂，是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镇墓兽也就成为当时大量使用的随葬品。 早在原始社会，“图腾”作为人们心中不可战胜的神物在殉葬墓中出现，以期望能保平安，它为“镇墓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据考证，中国古代随葬此类镇墓明器的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春秋中晚期的楚墓中，春秋战国时期，镇墓兽基本上形成了狰狞凶恶的面目。楚国自古巫风盛行，在先秦楚墓中常出土一种神秘、怪异的头插鹿角的木雕物品，考古学家一般称之为“镇墓兽”。镇墓兽到了晋朝更加流行，唐朝时大量出现，达到鼎盛。 唐朝建立以后，随着国力提升，唐墓中随葬品尤其是俑类风格由早期的写实、质朴逐步转向怪诞、夸张。“镇墓兽”形象是不断变化的，从最初的简单到最后的复杂多变，并经历了从无舌到有舌、无颈到曲颈、兽面到人面、单头到双头的发展历程。唐代镇墓兽达到艺术巅峰，造型更加夸张恐怖。在唐代，镇墓兽的造型设计融合了龙头、兽身、鹰爪等元素，釉色以黄、绿、褐三色为主，高度普遍超过1米，有些甚至达到1.1米以上。唐代镇墓兽不仅体现了唐代艺术的雄浑大气，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开放包容、充满想象力的文化氛围。晚唐时期，由于人们的丧葬观念发生了变化，堪舆术的丧葬礼仪盛行并取代了镇墓兽。唐朝刘肃著有《大唐新语》一书，书中对堪舆术有记载“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为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人们受此影响，接受了这种丧葬观念，于是铁猪、铁牛成为当时流行的随葬品。晚唐之后镇墓兽就很少见了，唐玄宗天宝末期，逐渐消失。 而镇墓兽和镇墓俑的形态、材质，则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早期为木、骨、铜质，中期发展为石、陶质，隋唐时演变为瓷、高岭土胎等。其装饰也由早期的漆绘、嵌金银工艺，魏晋、北朝的简单粉绘，发展到隋唐绚烂的三彩工艺。材质从素陶走向三彩瓷器，造型自狞厉步入平和诙谐，功能由驱邪扩展至礼仪象征。 全国罕见的唐代“镇墓龙” 打开唐代精神世界的一扇奇妙窗口 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珍藏着2件2003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唐墓的镇墓俑，它们是陕西首次发现“镇墓龙”，在全国都罕见。这两件唐代“镇墓龙”，作为极为珍贵的考古发现，其独特的外形和可能的“方相”身份，为我们理解唐代的丧葬观念和礼仪制度提供了非常生动的实物资料。 首先，这两件镇墓龙外形独特，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镇墓俑威严恐怖印象的固有认知。它们均为陶质，龙首人身，姿态生动：最显著的特征是龙的头首与类似人体的身躯相结合。器物龙首微微上扬，一只“手”高高举起，整体呈直立姿态，双足具有人脚的特征，但“手”却是明确的龙爪形态。工匠在制作时，可能运用了模制与手塑结合的方法，以表现出龙首的细节和举手的动态感。其次，这两件镇墓龙的身高都不足30厘米，属于袖珍型，显得极为可爱。它们与唐代同时期那些面目狰狞、令人望而生畏的镇墓兽或天王俑不同，外观甚至带有几分卡通般的幽默可爱感，因此被称呼为“小龙人”。 据学者研究，根据对镇墓俑的出土位置、摆放方向及造型，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推断，它们可能是一种“方相”。“方相”又称方相氏，形象出自《周礼·夏官·方相氏》，是《周礼》记载的掌管驱疫避邪仪式的官员。其职责之一正是为皇家“大丧”仪式服务，作为中国古代傩礼和丧葬礼中的重要角色，在唐代还传入朝鲜、日本，影响了古代东亚世界的丧葬礼俗。后来其化作民间信仰中丧葬仪式引导灵柩的开路神，现也尊称门神，近日热播剧《唐朝诡事录》中就有角色曾头戴“方相”面具登场。 到了唐代，尽管“方相”作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仍有记载，但其在墓葬中的具体形象可能已经发生演变或呈现出多样性。将这两件龙首人身的镇墓俑推定为“方相”，可能是基于它们位于墓中特定位置（如甬道或墓室前方），具有“开路”或“引导”的象征意义。其龙的形象，作为强大的神话生物，本身就具备震慑邪祟、引导灵魂升天的神力，这与“方相”的职能是相通的。这表明唐代的丧葬习俗，在遵循古礼的同时，也在不断融入新的想象和创造。陕西考古博物馆珍藏“ 镇墓龙”造型罕见，其龙首人身的直立形象在已发现的唐代镇墓俑中别具一格。其可爱的外形背后，可能蕴含着作为“方相”引导和护卫墓主亡灵的神圣职能。同时，它们是研究唐代丧葬礼俗，特别是“方相”制度如何从文本走向实物的重要线索，更是通往唐代精神世界和丧葬文化的一扇奇妙窗口。 韦贵妃墓双头连体镇墓兽 展现出大唐富丽堂皇的盛世气象 双头连体镇墓兽是一件唐代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现收藏于昭陵博物馆。这件镇墓兽通长47.8厘米，两侧高约50厘米，双头连体镇墓兽为红陶质地，面部表情夸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其融合了人面与兽身形象，两边为人面形象，中部以较长的兽身连接，双头背向而立，共有四蹄，每侧两前蹄各支撑其头，从侧面看近似大写的“H”。 该俑通体皆施彩绘，面部细节描绘精细，还在双翼边缘及腿部等部位，运用唐时陶俑制作工艺中比较少见的贴金工艺。这种彩绘与贴金相结合的工艺，呈现出唐代陶俑制作和彩绘工艺的高超水平，增添了镇墓兽的华丽富贵之感，也彰显出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贴金工艺的运用。在唐代，黄金极其珍贵，在冥器上贴金并非普遍做法，这直接反映了墓主人韦贵妃尊贵的皇室身份和她生前所享有的崇高地位。金彩交辉，使得这件本应令人畏惧的镇墓兽，同时也展现出大唐帝国富丽堂皇的盛世气象。 同时，这件造型别具一格的双头连体镇墓兽堪称稀世珍宝，双头人面的独特形象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墓葬文物中都极为罕见，既继承了前代镇墓兽的基本形态和功能，又融入了唐代独特的文化元素，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典范。据学者研究，在已发现的唐代镇墓兽中，这种连体、背向双头的造型极为罕见。它不同于常见的并立成对，而是通过一体两头的设计，实现了功能的集成与形式的创新，堪称“孤品”级的创造。因此，它也被学者誉为“东方狮身人面像。”但是，它与古埃及狮身人面像那种面向旷野、静穆永恒的守护不同，而是深藏于地下墓穴，其姿态动态、表情夸张，更侧重于对密闭空间中不可见威胁的积极驱散。这种差异体现了不同文明对死亡、彼岸世界以及守护者形象的不同理解和艺术表达。 总而言之，双头连体镇墓兽是一件集奇特造型、高超工艺、深厚信仰于一身的国宝。它不仅是唐代工匠想象力和技艺的巅峰体现，更是我们理解唐代丧葬制度、宗教信仰、社会观念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独特窗口。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三彩天王俑 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 镇墓神物自古就有，发展到唐朝，则演变为人类智慧与飞禽走兽等众多优点集于一身的镇墓兽，令盗墓者心生畏惧，用以保护墓主肉身及灵魂不被侵扰。唐代镇墓兽一般都是和武士俑成套出现，并一前一后各自成对置于墓室之中。盛唐是镇墓兽发展的盛行时期，这一时期的镇墓兽做工繁复、精美华丽，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三彩天王俑和三彩镇墓兽是两套不同的明器。它们在墓葬中各有职责，相辅相成，一个更像威严的“保安队长”，一个则像神秘的“神兽护卫”，共同展现了唐代丰富的丧葬文化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三彩天王俑，立于高约18厘米的镂空台座上，神情自若、威风凛凛，它们不仅是大唐帝国高超工艺与强大国力的体现，更是其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它们静默地守护着墓主，也向后人讲述着一个时代的信仰与审美。 首先，这对天王俑的造型极具力量感和戏剧性，工匠通过精湛的技艺将天王的威武与鬼怪的痛苦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天王俑身躯魁梧，肌肉感十足，展现了武士的力与美，均身披唐代武将中高级军官流行的明光铠。一件头戴翻沿凤翅形兜鍪，怒目圆睁，面稍右偏，右脚下踏一卧伏挣扎状人面大耳鬼蜮，该俑及其脚踩之鬼蜮通身施以红、黄两釉，间以绿釉。另一件头戴翻沿凤翅型兜鍪，竖眉怒目，面稍左偏，左脚踩踏于一俯身人面鬼蜮肩部，脚下鬼怪鼓目咧嘴，头向上仰作挣扎状，该俑及其脚踩之鬼蜮通身施绿釉，间以红、黄两釉。其次：这对天王俑无疑是唐三彩工艺的杰出代表。第一是复杂的制作：如此大型的陶俑需要分部件模制后再拼接而成，工艺要求极高，成功的精品难得。第二是其绚丽的釉色：俑身主要施以绿、褐、白三种釉色，并以铅作为助熔剂，在烧制过程中釉料交融流淌，形成斑斓绚丽的“窑变”效果，充分体现了唐三彩的色釉美感。 从文化内涵的研究角度来看，这对天王俑也折射出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和时代风貌。首先，它们是太子规制的体现：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子，曾受封雍王并被立为太子。尽管其一生坎坷，最终被废黜并赐死，但在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复位后，于唐高宗文明元年（710年）被追封为雍王，并与妃子房氏合葬，以亲王（或太子）礼制重新安葬 。这对体型高大、制作精美的三彩天王俑，正是其高贵身份和墓葬高规制的证明。 同时，这对唐代天王俑的出现和独特造型，深刻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多元文化融合。首先，它呈现出天王俑从佛教护法到墓葬守护神的转变过程：天王俑的形象直接源于佛教中的护法神，特别是北方毗沙门天王，在佛教中肩负着护佑国土、驱邪镇魔的职责。佛教传入中国后，唐人将这种神祇形象引入墓葬，旨在借助其无边法力保护墓主亡灵在另一个世界的安宁，从而使天王俑的身份超越了单纯的佛教神祇，成为墓葬的专属守护者 。其次，这对天王俑也充分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唐代，特别是上层社会，“厚葬”之风盛行，人们坚信死后世界与生前相似。因此，墓葬中会尽量模拟生前的生活场景并提供各种保护。天王俑和镇墓兽一同构成墓室中的“四神”，置于墓门附近，充当地下宫殿的守护者，是唐代丧葬制度和观念的重要体现 。除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三彩天王俑之外，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还珍藏有一对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韩森寨的镇墓三彩釉陶天王俑。这对天王俑皆作武士打扮，身材魁梧，头戴盔冠，身穿铠甲，四肢矫健，怒目圆睁，足下踩踏做垂死挣扎状的夜叉。工匠大胆采用对比夸张手法，凸显天王驱邪镇恶的威慑力。 根据历史文献可知，镇墓天王俑从唐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武士俑。较早时期，镇墓天王俑通常为脚踏牛、羊等卧兽的式样；武则天至中宗时期，除了脚踏卧兽外，又出现了一种脚踏俯卧形鬼怪的式样；唐玄宗时期，流行脚踏蹲坐状鬼怪式样；到晚唐时期，随着丧葬习俗的变化又被铁牛、铁猪所替代。这些镇墓天王俑，正是唐代艺术和丧葬文化的典型代表。而盛唐时期镇墓天王俑的出现，则意味着彻底具有人类外形而又具有镇魅驱邪神异功能的镇墓神物已充分“人性化”了，标志着神人同形观念的确立和人类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它们的造型融合了佛教艺术、中亚乃至波斯的文化元素，其深目高鼻、怒目虬髯的胡人面相特征，既是佛教护法神形象的要求，也体现了大唐王朝对外开放包容、胡风盛行的社会气象 。它是盛唐自信、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盛唐气象的写照。 除了著名的三彩天王俑外，唐章怀太子李贤墓还出土了两件大型三彩镇墓兽，这两件镇墓兽均体量高大，雄健有力，通体施釉，是唐朝三彩制作工艺的典型代表。这两件三彩镇墓兽通高均达110厘米以上，从外观上看，面貌各异：人面兽身型镇墓兽，呈蹲踞状，头上独角长29厘米，方脸大耳，怒目圆睁，肩生双翼，呈狰狞状。胸肌鼓凸，前肢撑挺，后肢屈蹲，似有蓄势待发之势，霸气外露地立于高约18厘米的镂空台座上；龙面兽身型镇墓兽，亦呈蹲踞状，头上枝杈形双角长32 厘米，肩有山字形双翼，张口露齿，凶气十足，警觉地立于高约18厘米略呈方形的镂空台座上。两件镇墓兽像两个机警而忠诚的卫士正目不转睛地看向前方，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举一动，时刻准备着履行自己的职责。在造型方面，人面兽身型镇墓兽，设计者将极具智慧的人头、善于翱翔的禽鸟、勇猛动物的顶角、奔跑神速的马蹄等众多元素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其兼具人的思想和动物的威猛；龙头型镇墓兽，肩生双翼，并长有鹰型爪，冲天犄角，其勇猛和超强的本领不言而喻。 镇墓兽如古墓里的“变形金刚” 折射出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愿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北魏的简洁刚健，还是唐代的华丽雄浑，陕西出土的各类镇墓之器都体现了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这些镇墓兽不仅是中国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和工艺技术的体现，也反映了古人的灵魂观念和丧葬理念。 唐代镇墓兽中的人面形象常常具有胡人特征，深目高鼻，反映了唐代丝路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艺术创作特点。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与北魏早期墓葬中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景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唐代三彩镇墓兽的生产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窑场批量制作模式。这些镇墓兽的造型独特与工艺复杂性，使其成为唐代陶瓷艺术史的重要坐标，为我们理解唐代的墓葬等级制度、三彩生产工艺以及丝路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材料。唐代三彩镇墓兽高度普遍超过1米，通过夸张的形体比例与狰狞表情强化威慑效果；而双头连体镇墓兽等罕见文物，更是体现了唐代艺术的雄浑大气与高超工艺。 凡此种种，无论何种长相奇特、形象诡诞的镇墓兽都是古代丧葬礼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以鲜明具体的形象表现了古人对墓葬礼制的崇拜和敬畏，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逝去亡故者灵魂和肉身在阴间不被各种魑魅魍魉打扰，可以享受清净、早登极乐、羽化升仙的美好期盼。其形象充分包含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和社会风俗的思想理念，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这些镇墓兽整体组合完美，造型奇特，可在水、陆、空三处任意穿梭，充满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仿佛唐时的“变形金刚”，具有多种超强本领，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愿望，堪称中国古代丧葬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 这些镇墓之器不仅守护着地下的世界，也向今人讲述着古人对生死、对超自然世界的思考与想象。当我们凝视这些或威严或狰狞的守护神，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那个开放包容、文化交融的大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