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早期青花山水纹八方盖盒 西安博物院藏 清康熙青花渔家乐纹碟 福州市博物馆藏 清康熙青花冰梅纹盖罐 福州市博物馆藏 清康熙青花开光人物纹高足盖杯 福州市博物馆藏 清康熙青花黄釉葫芦瓶 福州市博物馆藏 青花缠枝牡丹纹带盖将军罐 西安博物院藏 清康熙青花花卉山水图四开光将军罐 福州市博物馆藏 清康熙青花折枝牡丹纹大盘 西安博物院藏 清康熙青花凤穿牡丹纹盘 福州市博物馆藏 馆长访谈 近日，“碗礁瓷语——碧波启封的丝路时光舱”特展在西安博物院隆重开幕。此次展览以清代康熙年间沉没于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为核心，汇集了福州市博物馆103件清康熙年间的出水瓷器及西安博物院12件同期馆藏珍品共计115件（组）珍贵文物。其中，青花晕染墨韵，五彩绚丽多姿，色釉清雅脱俗，这批“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文物与西安博物院藏同期珍品交相辉映，不仅展现了景德镇民窑的巅峰技艺，更诉说着中华文明乘着海浪与世界对话的壮阔篇章，串联起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共鸣。 西安博物院为何要策划这样一场跨越山河的展览，“碗礁一号”沉船为何能引发广泛关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里程碑，“碗礁一号”沉船考古到底出水了哪些珍贵瓷器，又如何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盛景？此次展出的从1.7万件清康熙瓷器中选出的代表瓷器，在工艺、纹饰和文化内涵上有哪些特点，观众又该怎样赏析…… 本期，我们特邀西安博物院院长李燕、“碗礁瓷语”展览策展人孙振楠，为读者解读“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之美和精彩文化内涵，以及这场展览背后的精彩故事—— 主持人：李梅（西安晚报《文博视野》责编） 对话人：李燕（西安博物院院长） 孙振楠（“碗礁瓷语”特展策展人） “碗礁一号”沉船出水1.7万件清康熙古瓷 见证海上丝绸之路商贸盛景 李梅：此次展览格外与众不同，观众进入展厅第一眼看见的是写实的模拟场景：一艘陷入海底泥沙中的“沉船”，在残破的船舱、甲板、海底礁石泥沙中，是大量的青花瓷器……逼真的海水投影，视听声光效果让观众们宛若进入了“碗礁一号”的“水中船舱”。 请问，“碗礁一号”沉船水下考古出土了哪些珍贵的文物？ 李燕：“碗礁瓷语”展览是对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艺术的致敬，也是对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当代诠释。我们希望通过文物、科技与叙事结合，将沉睡三百年的瓷韵转化为生动的文化课堂，让更多观众能在碧波与黄沙的对话中，感受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永恒魅力。 “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明清时期，特别是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景德镇窑的精美瓷器通过福州、泉州等港口，乘千帆竞发之势大量行销海外，掀起了席卷欧美市场的“中国风”收藏浪潮。2005年7月到10月，国家文物局对“碗礁一号”组织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克服5次台风影响，实际工作48天，累计潜水833人次，潜水时间3.7万分钟，采用“基线绳定位+ 探方测绘”技术，系统记录船体结构与文物分布，最终从暗礁密布的海域打捞出1.7万余件瓷器。 经考古发现，“碗礁一号”沉船残长约13.5米，宽约3米，船体以杉木、樟木建造，残存14个舱室，部分隔舱板已损毁，是当时南方地区很有代表性风格的“福船”。这次水下沉船考古首次在清代沉船中发现水密隔舱技术的成熟应用。水密隔舱制造技艺约始创于唐代，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重大发明，也是“福船”的一大特色，宋代以后被广泛应用于海船建造中，它可以有效提升船舶安全性和稳固性。其次，船载瓷器在舱内仍保持成摞竖放或倒扣的原始状态，部分器物间填充稻壳防震，可见当时外贸瓷器的精密包装工艺。经发掘，共打捞出产自江西景德镇清康熙年间的瓷器1.7万余件，连同失散、被盗、被毁的，“碗礁一号”沉船所载瓷器总量应当在4万件以上。 “碗礁一号”沉船考古不仅还原了康熙时期海上贸易的实况，更凸显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当时沉船出水瓷器约1.7万件，主要为清康熙年间景德镇民窑生产的外销瓷，器型涵盖将军罐、花觚、菱口盘、葫芦瓶等，品类包括青花、五彩、单色釉等，这些瓷器质量上乘、器型多样、釉色莹润、纹饰齐全，均为清康熙年间景德镇民窑的精工之作。作为民窑巅峰，它代表了清康熙景德镇民窑外销瓷最高工艺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文化与艺术价值。 李梅：“碗礁一号”沉船考古为何会被称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里程碑”？ 李燕：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自上古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向海洋迈出了探索的脚步。“碗礁一号”沉船考古本身既是一部海洋探索史诗，也是中国水下考古从探索到成熟的标志性事件。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40多年探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次又一次突破科技极限。其中，“碗礁一号”水下考古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以其出水瓷器之精美、类别之丰富而著称于世，因此“碗礁一号”被称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里程碑”。 此次西安博物院的展览从沉船约1.7万件出水瓷器中，精选了103件文物，分为“碧波沉瓷初现世”“海底瓷光映万象”“千年丝路共潮生”“探海启舱揽时光”四单元，分别从“碗礁一号”沉船发现、考古发掘到文物研究、文化阐释等角度，全面梳理了这批康熙景德镇民窑外销瓷的历史价值与艺术成就。通过陆海对话的独特视角，为观众生动再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与文化交融。从这些文物中，我们不仅能一睹晚明和清康熙时期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还能从这一件件极具异域风格的瓷器中，惊叹中国古代能工巧匠们精湛的制瓷技艺。 解读康熙瓷器的艺术密码 青花“墨分五色”“康熙硬彩”绚丽多彩 李梅：福州市博物馆来西安所展出的103件瓷器，是从1.7万余件出水文物中遴选出的代表性器物。请您给读者介绍一下，此次展览精选了哪些展品，观众又该从哪些角度去欣赏呢？ 孙振楠：首先，“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纹饰，以其丰富多样的题材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生动地再现了康熙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审美取向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场景，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题材和纹饰来说：“碗礁一号”沉船瓷器绘画题材丰富多样,多以中国传统瓷器装饰纹样为主，有植物、动物、人物、山水等，如松石鹤鹿、凤穿牡丹、梅兰竹菊、雉鸡牡丹、洞石花草、花鸟蕉叶、婴童嬉戏、水榭楼台、仕女游园、渔人泛舟、珍禽异兽、杂宝博古等。此次展出的代表性器物有景德镇窑青花黄釉葫芦瓶，以谐音“福禄”寓意吉祥，釉色清雅；青花冰梅纹罐以冰裂釉为地，点缀傲雪寒梅，展现文人意趣；五彩四开光花鸟博古纹罐则融合中国传统图案与西方开光设计，反映外销瓷的适应性创新。这些瓷器器型规整、纹饰灵动，从将军罐的端庄到微缩瓷器的精巧，均体现了康熙民窑“器成走天下”的工艺自信。 青花花卉山水图四开光将军罐是本次展览最大的单件瓷器，是康熙时期典型的将军罐，器型高大浑厚。该罐在颈、腹部有多处开光，开光内绘牡丹、荷、菊、梅、山水及花篮等纹饰。这些纹饰丰富精致，图案精美，是康熙民窑瓷中的精品。碗礁出水的侍女婴戏图，在康熙民窑产品中较为多见，人物造型生动，比例准确，神态栩栩如生。 展出瓷器里还有很多“渔樵耕读”主题的展品：纹饰中常见渔夫、樵夫、农夫和书生形象，是“渔樵耕读”这一理想化田园生活的直接反映。此外，人物故事与民俗文化内容也在这批瓷器中得以充分呈现：这批瓷器纹饰中的人物故事题材非常丰富，包括婴戏、鞠蹴、射猎等生活场景，以及西厢、水浒、三国、竹林七贤、鹬蚌相争等文学典故和历史故事。这些纹饰不仅具有装饰性，也起到了传播文化知识、教化伦理的作用，是当时民间民俗文化和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例如，“刀马人”即骑马战斗人物图案的出现，它们不仅工艺精湛，更传递出当时社会对英雄气概和尚武精神的推崇，与康熙皇帝平定内乱、巩固疆土的赫赫武功相呼应。同时，这批瓷器上还有很多花鸟瑞兽与吉祥寓意的纹饰，这些纹饰大多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如牡丹象征富贵，石榴寓意多子，松鹤代表长寿，反映了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普遍愿望。 李梅：除了瓷器的纹饰外，我看到此次展览的核心展品是以青花瓷为主，辅以五彩、单色釉等品类，充分展现了康熙民窑“器成走天下”的独特工艺魅力。您可以为读者解读和赏析一下康熙时期的瓷器，有哪些工艺之美吗？ 孙振楠：青花晕染墨韵，色釉清雅脱俗，五色瓷绚丽多姿，“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充分展现了康熙时期民窑的巅峰工艺。 首先，在工艺制作上，这批“碗礁一号”沉船青花瓷器的造型，大都制作规整、线条流畅，工艺严格、讲究胎体表面的处理工整光滑。器型大者沉稳端庄，器型小的则轻巧隽秀，整体风格表现出了质朴凝重和大方。康熙青花之所以能“墨分五色”，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康熙中期青花所使用的云南“珠明料”。这种钴料其色彩变化有五个层次的色阶，所用青料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再加上康熙中期的青花在绘画技法上有不少改革和创新，改变了明代青花单线平涂的传统方法，而是采用渲染——即“分水皴”的技法，并借鉴了西洋画的焦点透视手法，浓重、淡雅层次分明，把远山近水、翎毛走兽、花草树木、人物神仙描绘得十分传神，在瓷坯上绘画，一种颜色即能表现出多种色调，这才有了“墨分五色”的巨大成就，再一次印证“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的世语。 展厅中，与青花的清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熙五彩瓷的绚丽多彩。这批五彩瓷以红、绿、黄、蓝、赭五色交织，形成热烈奔放的“康熙硬彩”风格。如五彩四开光花鸟博古纹罐，开光内绘戏曲人物、博古图，色彩浓艳不失沉稳；五彩开光花卉纹盘则以折枝花为主题，布局整齐，充满装饰性。因海水浸泡，部分五彩器彩绘褪色，但仍可窥见其原始风貌。 总而言之，“碗礁瓷语”特展希望通过一件件精美的瓷器，让观众得以窥见康熙时代的社会风貌。这些纹饰不仅是高超工艺的体现，更是理解那个时代社会观念、经济活动与文化交融的宝贵资料。 丝路文明互鉴的实物见证 “碗礁一号”瓷器：凸显了哪些异域风情？ 李梅：这次展览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制瓷业的辉煌成就，更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对话，彰显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文明互鉴的当代意义。 在此，您可以帮读者解读一下，“碗礁一号”出水外销瓷都呈现了哪些异域风情吗？ 孙振楠：“碗礁一号”出水的瓷器种类丰富、纹饰精美，不仅展现了康熙时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技艺，更折射出清代外销瓷器的国际化特征。因为“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是为外销而生产的商品瓷，其纹饰也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作为外销瓷，“碗礁一号”部分纹饰和器型显著体现了为适应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创新与融合。首先，就是异域纹饰的采纳，这些瓷器上出现了具有浓厚异域风格的纹饰，如雏菊纹以及外酱釉内青花的釉色处理方式。展品中的青花雏菊纹菱口盘是典型例子：其菱口造型是中国传统样式，但盘心所绘的雏菊纹又称“翠菊纹”源属地中海地区，是欧洲市场非常流行的“克拉克瓷”的经典纹样。这种将西方母题与中国器形、工艺结合的瓷器，生动体现了来样加工式的贸易模式。同样，青花四开光戏曲人物图盖罐等器物上采用的“开光”技法，即在瓷器上划定的轮廓线内描绘图案，这种构图方式也受到西亚金属器的影响，以适应西方消费者的审美习惯。此外，也产生了瓷器器型与功能的适配：展品中包含了高足盖杯、葫芦瓶、微缩瓷器等富有西方元素的特有器型。这些器型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景德镇民窑根据海外客户的用餐习惯和审美偏好进行“来样加工”的强大能力。外销瓷中受欢迎的纹饰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想象与好奇，也体现了为适应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巧妙融合与定制。 此次展出的清康熙青花黄釉葫芦瓶别有特色。葫芦瓶是中国古代陶瓷的传统器形，是模仿葫芦外形而制作的一种瓷器样式，因其谐音“福禄”，故广受欢迎，历代盛烧不衰。此次展出的系列葫芦瓶则是一种新的瓷器样式，其酱色釉在荷兰被称为“巴达维亚的棕色”，康熙时期成为外销品种之一，它不仅在葫芦传统二节的基础上出现三节、四节的样式，并在釉色上也有所创新，形成与传统品种迥然不同的格调。酱色釉在康熙年间的外销瓷中并不罕见，且在各国都有特定的称呼。酱釉青花葫芦瓶上的酱色釉在荷兰被称为“巴达维亚的棕色”。这种样式的葫芦瓶除“碗礁一号”沉船有发现外，荷兰国立博物馆以及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都有收藏，可见葫芦瓶在当时的欧洲广受欢迎。 展览中，一批高度仅在10厘米左右的精美微缩瓷器格外引人注目，吸引了大量观众拍摄留影。据学者研究推测，这些精巧的器物并非日常用具，而是为满足17世纪欧洲贵妇阶层陈设“娃娃屋”的时尚需求而特制的。这类娃娃屋并不是孩子们的玩具，而是用来向客人和亲友们炫耀的昂贵展示品。另一典型展品是青花开光人物纹高足盖杯：高足杯本是中国的传统器形，但为其增加盖子则是为了适配欧洲人饮酒的饮食习惯，这种“高足杯加盖”的设计充满了“异国情调”，是功能需求驱动造型创新的直接体现。 海底瓷光映万象 时空对话：当陆上丝路遇见海底瓷语 李梅：西安博物院首次将“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海底遗珍与西安本土收藏的12件馆藏同期瓷器并置，以期通过“陆海对话”的视角，揭示海上丝绸之路对内陆制瓷业的影响，彰显“一带一路”倡议下文明交流的当代意义。 您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一下两者之间有哪些精彩的文化交流和影响？ 李燕：西安作为陆上丝绸之路起点，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节点，此次展览通过“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文物串联起了双城的千年文明交流史。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实现了“瓷器出海”，更推动了“需求回流”。中国古代外销瓷按文化内涵与产销方式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国传统样式瓷器；二是仿制国外样式瓷器；三是来样定制瓷器。海外市场的开拓促使器型与纹饰不断创新，这些创新又反馈至国内制瓷业，推动技术革新。西安地区发现的康熙时期瓷器正是这一影响的见证。 此次展览中，西安博物院专门推出“陆海对话”视角，主要通过对比“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瓷与西安本土收藏的同期陆上丝绸之路瓷器，展现两者在工艺、纹饰和器型上的相互影响，从而揭示清代康熙时期海洋贸易与内陆制瓷业之间的文明交流。西安展出的青花开光山水花卉纹花口碗、青花山水纹八方盖盒等器物，虽未直接出海，但其器型与纹饰明显受到外销瓷风格影响，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内陆制瓷业的反馈作用。 孙振楠：例如，将“碗礁一号”出水的青花冰梅纹罐与西安藏青花山水盖盒并列陈列，突出两者共有的开光技法；同时科技赋能，展览可借助MR技术让观众虚拟比对沉船瓷器与陆上瓷器的釉色细节，从视觉上凸显东西方元素的交融，部分瓷器还可以通过MR技术“跃”出展柜，观众可虚拟把玩青花黄釉葫芦瓶等器物，深入理解其制作工艺与装饰技法。 展厅中，“碗礁一号”出水的青花“鹬蚌相争”图盘、五彩开光花鸟纹罐等，将中国传统故事与西方写实画法结合。而西安博物院藏青花山水纹器物中，远山近水的层次感则运用了云南“珠明料”的“墨分五色”技法，这种青花渲染技术最初为满足外销市场对立体感的需求，后成为内陆瓷器的工艺标准。这些瓷器虽未直接出海，却清晰反映出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限于沿海，更已深入内陆，使外来需求激发的制瓷变革惠及全国，成为文明交流的生动养分。 例如：青花山水纹六方盖盒是典型代表。其六方造型可能受到外销瓷中西亚金属器风格的影响。然而，在纹饰绘画上，它并未采用外销瓷为迎合海外市场而常见的繁密布局或写实风格，而是运用了来自云南的“珠明料”，以“分水皴”技法表现出“墨分五色”的丰富层次感。更重要的是，其画面构图讲究留白与疏密对比，描绘远山近水、楼台人物的景致，追求一种“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审美趣味，这与中国古代山水画追求的“气韵生动”一脉相承，超越了外销瓷侧重装饰性的实用目的。这与外销瓷为迎合西方市场偏好而采用的较为写实、布局缜密的“开光”式构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中，最显著的创新融合还体现在将外销瓷的异域器型与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实用需求巧妙结合，催生了新的器物品类。以青花八方暖盘为例，八方这种造型本身带有外销瓷的风格烙印，但匠人创新性地将其设计为双层中空结构，可用于注入热水以保持菜肴温度。这种设计巧妙地将外来的造型与中国“民以食为天”、讲究饮食文化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是功能性与艺术性融合的杰出创造。 在纹饰题材上，西安博物院藏瓷虽同样常见山水、花鸟、人物等传统主题，但其表达方式更侧重于内在寓意的抒发和本地审美趣味的体现。一些在“碗礁一号”出水的瓷器上出现的、具有异域元素的纹样，如雏菊纹等，在西安的藏品中较为少见。西安的瓷器更侧重于纯粹的中国传统纹样，并在构图上进行创新，使得画面更符合本土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显得颇为雅致。这种对纹饰题材的处理方式，将外销瓷为满足订单需求而呈现的多样化、混合性特征，转化为一种更具本土文化内涵和哲学思考的艺术表达。 所以，展览的“陆海对话”视角以实物证据串联起海上贸易与内陆文化的互动链条，既展现了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器成天下走”的全球影响力，也揭示了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文明互鉴动态过程。记者 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