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德
嘉靖十九年（1540年）冬，北京紫禁城内一片肃杀。
司礼监的藏书库内，一名小太监面如死灰，颤抖着声音向掌印太监禀报：“《清明上河图》……不、不见了！”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震动了整个宫廷。
这幅由北宋张择端创作的旷世巨作，不仅是艺术瑰宝，更是皇室珍藏的象征。它的失踪，揭开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宫廷失窃大案的序幕。嘉靖皇帝朱厚熜，这位以“大礼议”事件闻名史册的君主，晚年沉迷于道教方术，他对《清明上河图》的痴迷，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明实录》记载，嘉靖曾命人将画作悬挂于斋宫内，日夜观赏，甚至在与道士举行法事时，也要将画作置于法坛之侧。这种特殊的偏爱，无形中提升了《清明上河图》在宫中的地位，也埋下了它被盗的隐患。
宫廷记录显示，《清明上河图》被严密保管于司礼监藏书库的特制樟木箱中，箱外封有宫廷特制的火漆印，钥匙由司礼监掌印太监亲自保管。每月只有固定两日，在太监的监督下，由专门的书画匠人取出进行必要的保养。看似万无一失的保管制度，却在嘉靖十九年冬天出现了致命漏洞。关于《清明上河图》如何从戒备森严的宫廷中不翼而飞，正史记载语焉不详，仅以“遗失”二字草草带过。但在各类野史笔记中，却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传说。
万历年间成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一则引人入胜的轶闻：嘉靖晚年宠信方士蓝道行，允许其自由出入宫禁。蓝道行觊觎《清明上河图》已久，趁嘉靖请他到斋宫做法事之机，用一幅精心仿制的赝品换走了真迹。更为戏剧性的说法，见于明末清初的《识小录》。书中描述，盗画者竟是嘉靖身边的一名贴身太监。他利用皇帝斋戒沐浴、多日不观画的机会，买通司礼监的小太监，用“移花接木”之计将真迹盗出。为掩人耳目，还在库房纵火，制造了混乱。这些野史记载虽不可全信，但折射出当时宫廷管理的混乱与嘉靖晚年朝政的腐败。
《清明上河图》的下落，在民间传说中更是扑朔迷离。在江苏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盗画太监得手后，连夜逃出北京，欲将画作卖给苏州的富商。不料途中遭遇强盗，画作几经转手，最终流落江南，被一位隐士所得。这位隐士深知此画关系重大，将其密藏于太湖畔的宅邸中，直至终老。另一个版本则声称，《清明上河图》实际上从未离开过紫禁城。盗画者因宫禁森严无法将画带出，只得将其藏于宫中的某个隐秘之处。这个说法在清末宫廷档案中似乎找到了一丝佐证——乾隆年间整理库房时，曾在武英殿的夹墙内发现数个书画匣，但其中是否曾有《清明上河图》，已无从考证。
回溯这场离奇的失窃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偏偏是《清明上河图》？从历史背景看，嘉靖晚年的朝政特点为这类失窃案提供了土壤。据《明史》记载，当时严嵩父子专权，卖官鬻爵，吏治败坏，“官以赂迁，政以贿成”的风气也侵蚀到了宫廷内部；太监们通过各种渠道与朝臣勾结，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网络。一幅皇帝珍爱的画作，在黑白两道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再者，明代中后期艺术品市场繁荣，民间收藏热兴起，为赃物销赃提供了便利条件。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描述了当时江南文人争相收藏书画的风气，名家真迹往往“价值连城”。在这种背景下，《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绝世珍品自然成为觊觎的对象。
《清明上河图》失窃案，虽然在正史中记载简略，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首先，它暴露了明代宫廷管理的严重问题。一幅如此重要的画作失踪，竟然查无实据，最后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宫廷制度的废弛。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明后期宫廷盗窃案频发——万历年间，甚至连皇帝宝玺都曾一度“失踪”。其次，此案开启了《清明上河图》的传奇历程。今日我们在故宫博物院欣赏的这幅国宝，是否就是当年被盗的那一幅？艺术史家们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现存版本可能是在嘉靖之后重新入宫的，中间经历了不为人知的周折。这场跨越了近五个世纪的失窃谜案，将官方史书、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比《清明上河图》本身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它不仅是关于一件艺术品的命运，更是关于一个时代的缩影——在那个法律松弛、权力腐化的年代，即使是皇帝最珍爱的宝物，也难逃被觊觎和盗取的命运。
如今，当我们站在故宫博物院，透过玻璃凝视这幅千古名画时，仿佛还能听到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那是嘉靖皇帝的震怒，是盗画者的窃喜，是无数为此画魂牵梦萦者的叹息。而这些声音，共同构成了《清明上河图》除了艺术价值之外的另一种历史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