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当汪康年从武汉登船，沿江而下时，预料不到自己将面临的混乱与机会。
在张之洞眼中，上海强学会迅速滑向令人不安的方向，他要汪尽快接掌这个组织。《强学报》的第一期就在封面上使用孔子纪年，“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并列。两位主笔徐勤、何树龄，忠实地贯彻了康有为的理念，宣扬孔子改制考的理论。
1896年2月4日，张之洞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关闭只出版了三期的《强学报》。汪康年的上海之行，变成了对强学会的接管。这小小的波折没有困扰汪康年，反而让他升起更强烈的热忱。36岁的汪康年，“身躯短小，声音也低，走路极轻，好像有病”，表面“极谨慎小心”，却是“气强在内”。他或许意识到，这是自己一直等待的机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号“毅伯”，中国文人喜欢用名号代表人生新阶段，他期待自己更为坚毅。过去一年，他试图创办中国公会与译报，都不了了之。如今，他想把关闭的强学会转变成一个新机会，在上海创办一份报纸。这是个大胆的决定。他的好脾气与韧性，让朋友们乐于出谋划策。吴樵劝他与在南京的黄遵宪共商报事。这位广东客家人时年49岁，身形消瘦，“瘦到骨立而目光炯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黄遵宪也在寻找同道，以及一项值得投入的事业。与汪康年见面后，他随即成了新计划的热情参与者，不仅个人捐助了一千元，还开始在自己同僚中筹资。在日本时，他就对“新闻纸”印象颇深，相信这是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与汪康年一样，他也主张办一份译报。
吴樵为报馆人选焦灼。在他心目中，梁启超是个恰当的人选，在康有为一众学生中，“惟此人可与也”，若夏曾佑或汪大燮能与梁启超共事，“必能济之”。5月初，梁启超抵达上海，立刻扎入了忙乱中。再度见到汪康年令人兴奋，甲午年一别，已近两年未见。徐勤与何树龄已返回广州，库房中或许还有一些尚存的《强学报》，但康有为的痕迹早已消散。他见到了黄遵宪，迅即感受到其独特风格，“一见未及数语，即举茶逐客”。三天后，他差片回拜，仍“神情冷落异常”。黄遵宪相当傲慢，或许出于一考眼前青年的心理，他大谈日本维新，并要求梁启超作出总结。当晚10点，梁离开黄的寓所，翌日清晨，带着四五千字的文章回来。这一次，黄遵宪改变了态度，他被这个青年的概括能力、行文所震惊，尽管相差25岁，却开始成为梁最热烈的拥护者。确立信任之后，一个热烈讨论期到来。报馆的选址、报纸的形态、印刷机器、人员构成、募款、编辑方向，日夜谋议此事。在出版周期上，汪康年想以《循环日报》为榜样，办一份日报，但黄遵宪与梁启超认定旬报更适合。他们还决定采用“时务报”这一报名，昭示它与现实的密切关联。
至于报纸的出版时间，黄遵宪建议等到皇帝对《请推广学校折》批示之后。这份奏折是李端棻在6月12日上奏的，主张京师和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选派游学，还有一条广立报馆——“请于京师及各省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译成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奏折分析了报纸的重要性，“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如阅报，二者相需而成，缺一不可”。西方国家报馆林立，“凡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而“上自君后，下至妇孺”，都是阅报之人，“皆足不出户而天下事了然也”。他将此视作富强之源，因为“在上者能措办庶政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
这份奏折很可能是梁启超所拟，北京同人参与修订，以李端棻的名义上奏，为即将创刊的《时务报》寻求更明确的合法性。对这份报纸的未来，人人都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忧虑经常超过期待。8月5日起，《时务报》连续四天在《申报》刊登告白：“本报定于七月初一出报，石印白纸，慎选精校，每本三十二页，实价一角五分，每月三本。定阅全年每月取回印资四角二分，先付报资者每年收洋四元，本馆按期派人分送不误。”告白还宣称出版译丛：“本报并有新译各书附印报后，如《铁路章程》《造铁路书》《华盛顿传》《西国学校课程》《俄罗斯经营东方本末》等书，皆新出希见之本。”
1896年8月9日，报纸如期出版。封面设计朴素，刊名“时务报”三个大字居中，采魏碑体，右上侧是出版日期“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右下角则是地址“上海四马路石路”。左侧直接标明售价：每册取纸料费一角五分，定（订）阅全年者取费四元五角，先付资者取费四元。梁启超的两篇论说刊登于最显著的位置。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以一连串比喻形容贯通之重要；他相信，国家也是如此，上下不通、内外不通正是“中国受侮数十年”的原因。该文章既是发刊词，也是创办哲学，强调报馆正是贯通中国最有力的工具——报馆愈多，其国愈强。文中列举了中国新闻业的四个弊端：闭门造车，信口以谈，沉醉琐碎与秘辛；记载不实，在战争中，即使战败，却刊登捷报；对人物与时事的评论缺乏标准；语言陈旧，言之无物，断章取义。这些弊端拉低报馆与记者的声誉，“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蟊贼，目报章为妖言”。他心中理想的报纸是西方大报，议院言论、国家财政、人口统计、地理状况、民业盈绌、学会课程、物产品种、邻国动态、兵力增减、律法改变、物理发现、新制造新技术，一律刊登，它的影响力惊人，“朝登一纸，夕布万邦”。
倘读者因这篇论说而激动，这种激动在第二篇还将继续。“昼夜而变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镕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在《变法通议自序》中，他以一连串天文、地理、生物学的例证表明，一切都在变。他把笔锋转到制度与传统，税收、兵制、选官制度，“无时不变，无事不变”。他不无陈词滥调地引用了《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中国需要新的变。他公布了一个庞大的书写计划，将围绕变法，分十二个门类写六十篇相关文章。这是他的典型作风，急于建立一个宏大目标，赋予它独特意义。像他一生中的许多事业，这个计划也无疾而终。
这两篇文章气势恢宏，充满来自国内外的例证和比喻、鲜明的否定与肯定以及各种感叹助词。梁启超令人赞叹也饱受诟病的风格，初见端倪。只要对当时的社会思潮稍有了解，一定可以感到这份杂志在编辑、思想、文风上的尝试。它不囿于宫廷的斗争、琐碎的社会见闻或对外部世界的简单介绍。它代表着新型知识人对于国家变革的严肃观察，一种新叙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内部的发展进程、中国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还有姿态鲜明的改革话语的讨论。
从万木草堂到《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梁启超的知识训练找到了释放之处。他不是一个原创思想家，亦非精益求精的文体大师，却是个情绪的把握者，知道如何刺激读者的神经。他的思想与写作仍明显带有康有为的痕迹，万木草堂那些汪洋恣意的演说、庞杂斑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孔子改制的设想，都渗透到他的写作中。
《梁启超：维新1873—1898》，许知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