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相
陕西诗人南书堂的诗集《采芝歌》，以其独特的秦岭气象和深邃的生命哲思，构建了一座连接自然秘境与人文乡愁的语言桥梁。
这部诗集，将诗人的地理血脉与精神漫游完美融合，呈现出当代汉语诗歌中少有的“山水人格化”式的写作气质。诗集《采芝歌》呈现出三重向度：以“采芝”为隐喻的精神寻根、以秦岭作为诗学本体的多维阐释，以及在“万物有灵”诗心观照下的生命诗学。这三个维度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南书堂诗歌创作的坐标根系。
在诗集命名上，“采芝歌”这个充满古意的汉语词汇已昭示出了诗人的文化抱负。应该是源自商山四皓的采芝典故，南书堂以此构建了一个当代诗人的精神寓言——在当下的这个技术风景盛行的时代，诗歌写作恰如深山采芝，既是对纯净诗意的追寻，也是对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持守。开篇的《水声》便定下基调：“河水有说有笑/以我们听不懂的话语。”这种对自然语言的谦卑倾听，正是诗人采撷诗意的姿态。在《礼物》《醉》《冰融》等诗中，诗人将自然现象转化为心灵的馈赠，完成从物象到心象的诗意转化，这种转化能力构成了南书堂诗歌的基础语法。
秦岭作为诗人的精神原乡，在诗中既是实体地理又是文化符号。《秦岭秘语》一诗中写道：“秦岭在说话。那些树木，溪流/那些含烟带雨的雾岚，露着白牙的石头/都有它张开的嘴。”诗人将山脉转化为会言说的主体，创造了“山语”这一独特的诗歌修辞。《爱恨秦岭》一诗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情感，“恨它的理由，是它一直/阻挡我的视野”，而爱它却“无言表达”。这种悖论式书写，打破了传统山水诗的单一赞美模式，赋予地理以情感张力。在《表白》一诗中，诗人将秦岭红叶解读为“秦岭的爱情”，这种拟人化想象，使自然景观获得了史诗般的抒情品质。
南书堂诗歌美学的核心，在于其“万物有灵”的观物方式。《木耳之诗》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视角：“假如不存在耳朵，世界的美好/也是世界的残缺”，诗人赋予菌类以听觉，使植物世界与人类世界产生了诗意共鸣。《树木之间》一诗则构建了天人合一式的植物伦理。“没有谁觉得，蜜蜂忽略了哪朵/哪朵就卑贱”，这种对植物社会的理想化书写，暗含了对人类社会的温和批评。在《蛛网，或座右铭》一诗中，诗人从书房窗角的蛛网领悟到“永不言败”的生命哲学，这种即物即真的写作方式，使微小事物获得了诗学尊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书堂诗集《采芝歌》中的时间意识，呈现出多维交织的特征。《时间的间谍》一诗，以寓言方式书写时间暴力：“时间里也有间谍。它们/伪装成九月的模样。”《储存》一诗，则将冬季诗喻为“规模宏大的银行”，在这些诗中，时间既是掠夺者又是储蓄者。这种复杂的时间感知，使南书堂的诗歌超越了简单的乡土怀旧，形成了更为丰厚的“时间诗学”。在《母亲的菜园》等亲情诗中，诗人通过空间缩喻（从大田到后院）来呈现时间流逝，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感伤主义，获得了克制的抒情力量。
在语言艺术上，南书堂创造了独特的“秦岭修辞学”。这种独特的“秦岭修辞学”，善用矛盾修辞制造诗意张力，如《春分日》一诗中“天地难得这样的好心情”与“风的脸看不见”的并置。这种独特的“秦岭修辞学”，擅长通过动词的陌生化使用激活物象，如《投降书》一诗中花朵“往我紧闭的心里开”的侵略性意象。这种独特的“秦岭修辞学”，更常常运用通感手法联通自然与心灵，如《味道》一诗中“几声鸟鸣/像是朝薄雾里又撒了几勺糖”。这些语言策略使用，使他的诗歌既扎根于地方经验，又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诗意。
从诗集的整体结构来看，《采芝歌》呈现出清晰的螺旋上升轨迹。从自然观察（第一辑）到人文沉思（第二辑），最终抵达历史与神话的重构（第三辑）。这种结构安排，体现了诗人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还是山”的诗维跃升过程。在第三辑的《采芝歌》一诗中，诗人将四皓传说重写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他们是与山同在的大树，带来了/安顿爱和墓园的骨头。”这种历史想象力的介入，使诗集最终完成了从“风景”到“心景”再到“灵景”的诗学飞跃。
南书堂诗集《采芝歌》的当代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抵抗同质化的写作路径。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中，南书堂坚持用地方性知识构建其诗维体系，但这种地方性不是封闭的，而是如他在《黄河的书法》一诗中所示，能够将“遒劲而潇洒”的文化传统转化为当代精神资源。他的诗歌实践证明，真正的当代性不必以断裂传统为代价，反而可以通过激活地方记忆和自然伦理来丰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南书堂用他的诗歌实践告诉我们，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诗人应当如采芝者般保持语言的洁净与精神的专注，在词语的密林间，采撷那些真正能滋养心灵的诗意灵芝。
《采芝歌》，南书堂/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